核心提示:另一条理由,是“妇人识字多诲淫”(归有园:《麈谈》)。最典型的一个例证,据说是崔莺莺。在唐代,对女人的贞操看得并不那么重,公主再嫁的达二十三人,而且嫁过三次的达四人。但是,到了宋、元,女人的处女膜成了身份证。检查女子是否处女,已经成了一种职业。有的地方还有结婚后又因为处女膜的问题而退回娘家的风俗。于是,莺莺的“酬简”,就成为有关男子汉利益的大问题。评论家追根求源,莺莺所以失身,全由她的能诗。如果她不知诗,断不能与张生酬韵,更不会写出“待月西厢下”那样的“淫诗”。“妇人知文,即此可鉴”。清代了,袁枚收了几十个写诗的女弟子,而且公然出了一本《随园女弟子诗选》,这无疑是典型的“自由化”,于是章实斋写出大批判文字说:“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征刻诗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人心世道,大可忧也。”他认为,做诗是妓女辈的事,“良家闺阁,内言且不可闻阃外,唱酬此言,何为而至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