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质疑 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百家论坛-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李治亭质疑 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

于 2008/10/21 19:55:22 发表  百家论坛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凤凰2008年10月20日 13:40(李治亭撰文):
      阎崇年编写、中华书局出版的《正说清朝十二帝》,究竟是一部什麽样的书呢?本文仅就“正说”其中一帝努尔哈赤,提出如下质疑。

一个人造的神话

      近一、二年间,一个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以下简称《正说》),真是红遍全国!其书发行量之钜,使人顿生“洛阳纸贵”之虑;其人俨然成了“学术明星”:电视访谈、报纸采访、请作报告,尤其是四处签名卖书,痴迷读者争先恐後,人人争识“韩荆州”……诸如此类,铺天盖地,声势猛烈!

      在学术界看来,果真如此,史学成“显学”,真乃学术之大幸。可惜,这一切不过是人造的虚拟神话!易中天学中文、教中文,本不懂历史,却是那麽大胆妄品三国,到底品出了什麽?给读者、观众什麽教益?却是俗不可耐的调侃、做秀!信口开河,把真实的历史变为荒诞不经的闹剧。以学术来衡量,其书不伦不类,其说谬言歪理,毫无评论的价值。

      阎崇年则不同。他是专门研究清史的,自号是研究努尔哈赤的专家,被某些媒体奉为“学术权威”、“阎清史”。实在说,其实阎崇年仅略知努尔哈赤,稍及皇太极,其余,即入关後直至末帝宣统,计十帝,本无研究,与易中天相类,敢讲自己不懂的东西,先在《百家讲坛》为十二帝“解密”,继之形诸文字出版。此书既非学术专着,又非专题研究,亦非故事、演义,与《品三国》同属不伦不类的“四不象”,只能算做是十二帝的“简介”或“说明书”罢了。但就是这样一部硬伤累累的书,何以如神话一般?并非其书其人的魅力,乃媒体之伟力,才造成其大红大紫之奇效!

     神话,毕竟不是真实地存在。现在,该是打破其神话,还源历史本来面貌的时候了。

努尔哈赤历史定位质疑

      努尔哈赤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迄至天启六年(1626)去世,跃马弯弓,驰骋40余年。终其一生,做了三件大事:其一,统一女真诸部,初步形成满洲;其二,创建国家政权——史称後金;其三,向明宣战,断绝同明的隶属关系,揭开了明清(後金)战争的序幕,也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此三件大事,足以给努尔哈赤做出的正确的历史定位:他是清帝的直接始祖、清朝的开创人、满族形成时期的领袖。不论从哪个方面说,无论後世子孙取得何等伟大成就,都代替不了他的开创者的历史地位!

      如果真是一个研究努尔哈赤的专家,那麽,给努尔哈赤定位,既简单又容易。但阎先生为其定位大误,史实大错,有错而不知改,又在《我为何重视努尔哈赤》(见《北京晚报》6月2日)一文中,连连铸成新错,其荒谬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阎先生有意抬高努尔哈赤,其定位远远高於其他十一帝,即使如康、雍、乾三帝亦不能与之相比,唯独给努尔哈赤以“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称号;又评其贡献最多,总结出“十大功绩”,连康熙与乾隆两位“大帝”也望尖莫及!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阎先生制定的“十大功绩”究竟是什麽。

     “统一东北地区”,为努尔哈赤“十大功绩”之一。阎先生引述一段史料加以证明:“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正说》页3)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原则性错误。稍知一点清入关前史的人都知道,努尔哈赤终其一生,只统一了半个东北,至皇太极去世前,才基本“统一了东北全境”(尚余四城,仍为明守)!阎先生自称研究努尔哈赤数十年,出此大错,谁人信之?更为严重的是,上述引文,原载《清太宗实录》卷61,页30,本系皇太极於崇德七年(1642)告祭其父努尔哈赤说的一段话,对其执政16年,最终统一东北的业绩的总结。顺便指出:皇太极已于崇德元年任命梅勒章京(入关後改称副都统)吴巴海镇守甯古塔(黑龙江甯安),管辖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疆土。清在黑龙江正式设治,即始於此。但阎先生(为省文,以下称“作者”)不明历史真相,却把皇太极说的话及其业绩廉价地移植给了努尔哈赤!本来努尔哈赤并没有统一东北,又强加给努尔哈赤的这一段话,纯属张冠李戴,成了无稽之谈!说到此,并未结束,他进一步发挥:“如果没有努尔哈赤对东北的统一,後来沙俄东侵,日本南进,列强争进,东北疆域被谁人占有,实在难卜。”这话说得也不错,但关键处却说错了人:本来属於皇太极的功绩,硬是强加给努尔哈赤。试问:为何如此颠倒史实,任意篡改历史?

    《正说》开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促进满族形成”、“制定满族文字”三项功绩,实则就是满族形成的一件事。统一女真各部,重新凝聚,以创制新文字为标志,才使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得以成立。换言之,满族之形成,恰是女真诸部统一的必然结果;没有其统一,也就没有满族。二者互为因果,不能割裂。作者硬是把一件事给分解为三,以凑足“十大功绩”。

      诸如“建立後金政权”、“制定抚蒙政策”、“丰富军事经验”、“迁都渖阳”等,何须以“功绩”论!因为这些与历代创业之君所行相类,努尔哈赤并无特别之处。试看历史上哪个创业帝王不建政权、不建都?迁都也是常有之事,如元太祖、元世祖屡次迁都,最後定都於大都(北京);明太宗自南京迁都至北京,辽与金的都城亦一迁再迁。他们各自制定民族政策,指引他们走向成功!这些必做之事,无须论为“功绩”。如以迁都为功,多尔衮决策迁都北京,其功绩之大,不在努尔哈赤之下吧!唯《正说》把此类事看得过重,做了不正确的表述,大书特书,无非是刻意抬高努尔哈赤吧!

      至於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如同其先世金代女真人所创“猛安谋克制”,都是本民族的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巨大作用。此制为努尔哈赤原创,仅编满洲八旗与一蒙古旗而止。毕竟是草创,缺失多有。真正把八旗制完善而定型,还是皇太极完成的。他增建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是对八旗制的进一步创建;又把此制推广到内蒙古,皆为努尔哈赤所不及。作者将八旗制的创建全部归功於努尔哈赤,亦失历史真实。

      所谓“贵族共和制”,无疑保留了原始军事民主制残余,可以看作是女真(满)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但进入一个发达而先进的辽东地区,仍行此制,不能认为是先进的制度,与明制相比,显系原始而落後。

 

      所谓“计丁授田”,并非真正实行“均田”。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後,将该地区因战争而荒芜的无主地,首先分别授给各驻守当地的八旗满洲贵族及其士卒,而在战争中被掳的大批汉人,一在其满洲王公贵族包括将官之家为奴,一在其庄园—拖克索,供其役使。连清人也承认:“国初时,浮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啸亭杂录》)他们在名义上以成丁分得一份土地,但其所有权属于他们的主人。当然,也规定给“乞食之人、僧人”分地,但改变不了“计丁授田”的农奴制本质。总之,这是在战後打破明在辽东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由满洲王公贵族及农奴主对土地的重新占有,并无社会改革的意义。

所谓“编庄”,规定满汉人合居一处,要同吃、同住、同耕。实行此“三同”,满人为汉人所供养,汉人备受欺淩,直接被与之“三同”的满人所剥削。还有一种形式,即把汉人编入拖克索(庄园),每13个汉人编为一庄,给牛与耕地若干,其粮食除自食用,还将另部分缴纳官赋。果真实行此制,对汉人不无好处。但关键不在此。努尔哈赤把这些庄园按品级都分给了满官,如,每一备御官则赐给一庄,级别越高,其分得的庄园就越多。编入此庄的汉人成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因不堪忍受奴役,故引发大批庄丁逃亡。这证明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後,推行民族奴役的政策在:正如《清太宗实录》所载,满洲大臣直白:“昔太祖(努尔哈赤)诛戮汉人,抚养满洲。”连清太宗也说过:“我国将士向来骚扰辽东民人。”一个先进的辽东地区,行此落後的制度,这哪里是“推进社会改革”?作者称:努尔哈赤制定了“民族和解政策”。看看事实,哪里有“和解”?努尔哈赤晚年,民族矛盾尖锐,到处都有汉人的反抗,国势岌岌可危。

      在辽东真正实行社会改革,决不是努尔哈赤,而是继承其汗位的皇太极!他一即位,就大刀阔斧改革其父的弊政与落後的体制。据《清太宗实录》载:皇太极力主“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将满汉合住改为分屯别居,汉人自立一庄,用汉官管理;恢复汉族奴隶的“民户”地位,编为户籍。优礼汉官,大量吸纳汉、蒙古人加入後金(清)政权,续建汉军、蒙古八旗,从而彻底改变其父所建单一的女真(满)族政权,改造成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权。又如,改官制,变体制,按明制设六部,废“贵族共和制”,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皇太极的系列改革,从根本上消除了努尔哈赤晚年的社会危机,将清政权引导到蓬勃发展的道路。

     作者对历史事实缺乏认真研究和考证,将正、误乃至错谬混淆一处,统统作为努尔哈赤的“功绩”加以赞扬。所列“十大功绩”,硬是凑数,何如实实在在,将历史真相告诉读者!这丝毫也不影响对努尔哈赤的历史定位。我绝非否定努尔哈赤。前列努尔哈赤一生所做的三件大事,将他置於开创者、创始者的地位,还嫌低吗?作者绞尽脑汁,事无巨细,不计是非,甚至将他人如皇太极的实践活动也算到努尔哈赤身上,正如前已指出,竟将皇太极说过的话也变成努尔哈赤的语言!绝非治史者所为!

“正说”努尔哈赤中的谬误再举例

      作者给努尔哈赤的历史定位,已经远远地背离了努尔哈赤自身的历史真实,大失史学的严肃性与科学性。作为一个学者,亦失应有的学风与史德。上文仅就作者杜撰的“十大功绩”予以质疑,除此,《正说》与《晚报》刊文中的错谬之多,俯拾皆是,这在史学界实属罕见。

      作者写道:“金亡之後,女真各部,纷争不已,强淩弱,众暴寡……”到努尔哈赤起兵前,女真“300年来”未获统一(《正说》页3)。这段话来源於《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原文是: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淩弱,众暴寡。”史载明确告诉人们:这段话是对努尔哈赤起兵前夕女真社会局势的真实概括。但作者把它断为“金亡以後”,历“元明300年来”,女真社会就是这种状况。这完全是误读误解。事实是,金被元灭亡後,女真族遭到极度摧残,元气大伤。其残存的女真人散居东北,既无力抗元,亦无力内争。换言之,已形成不了任何集团势力。在元朝统治下,按民族分等,女真族被列入“汉人”之中,身份低於蒙古和色目人,受其控制与压迫更甚於其他民族。入明,境况有所改善,女真诸部酋长不断受到招抚,赐以官职,生聚渐兴旺。自元迄至明中叶,女真人沉寂了200年之後,才渐次恢复了民族的活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努尔哈赤出生前後,延至其起兵时,女真社会才出现了如上面所描写的互相战杀的局面。可惜,作者连这个常识问题也出错,对女真社会的演变做出了不正确的解释。

 

      作者在解释努尔哈赤的“抚蒙政策”时,写道:“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围猎、赈济、朝觐、重教等政策……”作者将清朝逐渐实行的对蒙古政策,统统都归为努尔哈赤所制定。但事实却否定了作者的信口开河。满蒙联姻,实始于努尔哈赤,与部分蒙古部落建立了军事与政治同盟,努尔哈赤以“保护人”的身份,与他们共同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努尔哈赤与之联盟的蒙古如科尔沁部等,尚未真正建立起如後来的那种君臣关系。到皇太极时,才开始把这种隶属关系确立起来。给内蒙古诸部按八旗制编旗,也是皇太极做的一件大事;“会盟”并非努尔哈赤所为,确是康熙帝为解决喀尔喀蒙古问题,先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派理藩院尚书阿尔尼举行过一次“会盟”。更重要的一次“会盟”,是康熙三十年康熙帝亲自前往多伦并亲自主持“会盟”,决定喀尔喀蒙古实行“盟旗制度”。作者归纳努尔哈赤对蒙古实行“编旗”的八大政策,很多项并无史实根据,却是将其後帝做的事又移植到努尔哈赤的名下!

     更为离奇的莫过於说:“迁都渖阳後”,“渖阳及辽河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得到全面开发与迅速发展”,还“带动了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这是事实吗?自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以来,辽东、辽西先後辟为战场,努尔哈赤每攻下一城,必屠城杀戮与抢掠,撤走时毁城,夷为平地,如抚顺、清河、开原、铁岭、广宁等,都变成一座座废墟!明代辽河流域的经济及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百姓或死或逃,土地荒芜,原先的繁盛之地已成无人之域!当时,朝鲜人、明辽东将吏等,都留下了战乱实况的真实记录。如,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写道: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一年内,辽东十余万人死亡,“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山骸川血,鬼哭人号。”朝鲜学者李肯诩记述:辽东大批人口逃入朝鲜,“前後数十万口”。明人陈仁锡记载:辽东百姓死十之八九,仅存者不足十之一!如,辽东“盖州、复州有可铸之矿而无人开”;辽西锦州、义州、右屯等地,“有可屯之田而无人垦……”类似记载,史不绝书。皇太极时,与明朝继续在辽西地区展开拉锯战,对峙10余年,以至人烟几绝,一片荒凉。努尔哈赤占据辽东,辽河地区处於激烈交战状态,战争乌云密布,谁来“全面开发经济”?即使个别地区,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仍恢复不到明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准。在作者的笔下,辽河流域,一片光明,和平安宁。如此歪曲历史,莫此为甚!

     作者不顾历史事实,把战争残破的经济说成是“全面开发”、“迅速发展”,甚至奉努尔哈赤为“近代辽河流域、沈海区域经济”开发的“创始者”!这是作者的又一大“发现”?简直是闻所未闻之奇事!

      努尔哈赤之死,又是作者解不开的一个谜。本来,学术界对其死事早有定论,确认其非为炮击伤而死,实死於疾病。明官书《明熹宗实录》载:指挥甯远战役打败努尔哈赤的明将袁崇焕奏报:“奴酋(指努尔哈赤)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死於八月初十日(实际死於十一日)。”此报出自当事人袁崇焕给熹宗皇帝的奏疏,其他任何传言包括炮伤致死,皆不足信。作者在20年前出版的《努尔哈赤传》中,提出炮伤致死,或病死,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多种说法。那时,水准不足,不能辨真假,情有可原;而今已成“权威”,却仍含糊其词,声称:“清史界有不同见解,有学者认为:这个(被击伤的)‘大头目’就是天命汗努尔哈赤”。所谓的“有学者认为”,实则就是作者本人!而在另一处行文中,却又说:努尔哈赤“忧愤而死”。努尔哈赤到底是怎麽死的?作者还是坚持炮伤而死,但又不敢明说,便假托到清史界“有学者”的身上。治学之不实,於此可见一斑。关键是,作者读书不足,连《明熹宗实录》都没有认真全读过,又不信袁崇焕之说,难怪解不开不成问题的努尔哈赤死事之谜!

     《正说》标榜“解密历史真相”,究竟解了几个“密”?恰恰相反,诸如努尔哈赤之死,以及以上所举事例,不但没解密,却是制造了史实混乱。努尔哈赤以下,还有十一帝,其谬误多得惊人。阎崇年“正说”的要害,严重违背历史真实,充斥唯心史观,给努尔哈赤及清史作出了错误的解读。

“正说”充斥唯心史观

      传承历史与文化,除写成严肃的学术专着、论文,又可借助多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诸如历史小说、评书、故事、演义,乃至影视、戏剧等,还有“正说”、“品说”,都可以用来阐发历史。但是,不管采取那种方式,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应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准确地解读历史,阐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换言之,历史的真实性与唯物史观,是史家阐释历史与文化的不可背离的两项基本原则。舍此,必然将历史引向歧途。阎崇年、易中天等人无视解读历史应遵循的原则与规则,随心所欲,以个人好恶的唯心史观,胡乱评说历史。易中天的所谓“品说”,表面看,应是严肃之作,以高品位、高格调来品出三国史给人们的教益。但与人们期望的正好相反,却完全是戏说,把一部如英雄史诗的三国史“品说”成一部荒唐的闹剧!不论他说得何等天花乱坠,不过是一堆文化垃圾!

      照理说,阎崇年的“正说”,应比易中天的“品说”更正宗,更严肃,如《正说》明文标榜:其“正说”正是针对“戏说”而发。这说明该书应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学术高端之作。但事实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作者打着“正说”的旗号,却不正说清史,不顾历史事实,不惜无中生有、张冠李戴、随意纂改,甚至杜撰清史;其史观之荒谬,提出诸多荒唐的说法,哗众取宠。如前已指出,作者研究清史很有限,除了研究过努尔哈赤、袁崇焕,其他研究,特别是清入关後,迄至清亡,基本没有涉足。质言之,没有做过哪怕是一般性研究。故其所说所写,多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加以简单归纳而成。正因为没做过研究,在识读和取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时,也是生吞活剥,不可避免地错谬累累,亦属自酿之恶果。

      在“正说”清十二帝中,颇多“理论”发明。以努尔哈赤为例:他“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据说,这就是努尔哈赤“对清代历史产生了原生性的影响”!这是什麽话?清朝走向鼎盛,是努尔哈赤的“种子”所致吗?清朝走向衰亡,就是努尔哈赤的“基因”所害吗?这就叫“原生性影响”?何为“原生性”?清朝之兴与最後亡国,都是努尔哈赤决定的吗?无限夸大努尔哈赤的作用,视同神人,作者的唯心史观真发挥到了极限!用这种“血统论”来解释努尔哈赤与清朝兴亡的关系,谁都看得清其中的荒谬。作者“总结”努尔哈赤成功的“秘密”,有“天合、地和、人和、己合”之说,其主观臆造,牵强附会,充斥唯心说。以“300年也会有王者兴”的宿命论,宣扬“天命”必归努尔哈赤!又称,清朝灭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八旗制度的腐朽。而八旗制度就是努尔哈赤开创的。”且不讨论清朝灭亡的原因是否是八旗制的“腐朽”,当初创立此制,不可否认,它发挥了重大作用,以至最终夺取了天下。最後,此制度变得“腐朽”,怎麽也清算到努尔哈赤的头上?时代总是要变化的,原先的制度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也该变革,这是後代子孙的事,他们不变革,听任制度“腐朽”,怎麽可以让努尔哈赤对二百多年後的事负责!这种不合情理的逻辑推理,不顾事实的解析,只能陷入荒诞不经的泥塘!类似的事例,在《正说》中俯拾皆是,是其唯心史观的大泛滥!

      我本无意于阎崇年之学术,况且学术差错、失误难免,不必大惊小怪。但其谬论之多、错误之严重,为多少年来史学界所罕见!而其本人对此毫不在意,蔑视学术界。眼下又“正说”《清兴明亡六十年》,故伎重演,继续以想当然的唯心史观传播错谬,如此下去,岂不搞乱了清史!以假当真,以次充好,既败坏了学风,又败坏了民风。有鉴於此,不得不略为指谬,也期待阎崇年先生有所反省。

      本文仅仅指出“正说”努尔哈赤些许错谬,至於其他错谬,及其後所谓“正说”的清十一帝,同样错谬累累,非本文所能容纳。如有必要,我很乐意继续讨论下去。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研究员,文稿来源:中华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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