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宁寺刊刻《全唐诗》补正-百家论坛-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天宁寺刊刻《全唐诗》补正

于 2009/7/6 20:17:17 发表  百家论坛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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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本稿】 【进入论坛】 【Email推荐】 【关闭窗口】 2009年06月25日 14:19

中国经济网2009年6月25日:

作者  丁家桐

 

 

    由曹寅领衔编印的《全唐诗》是清代重大文化成果之一。扬州诗局初刻刻工精良、字体优美,被颂为著名之善本。那么,皇家诗局为什么设于扬州?究竟有哪些人参与了《全唐诗》的编纂?《全唐诗》有无不足之处?本文在此一一释疑,以作《辞海》释文之补正。

    《辞海·全唐诗》释文完善吗?

    康熙钦定的《全唐诗》,《辞海》在该条目下的释文为:

    总集名。清康熙时彭定求等十人编。九百卷。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清初季振宜《唐诗》两本为底本增订而成。共收唐五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附有唐五代词,作者二千二百余人。按时代先后排列,并系小传……有扬州诗局刻本。

    这一则释文,如果需要补正,那么,下述三点是不能不考虑的:

    一、应当列:由曹寅领衔编印。当时,受命编刻《全唐诗》的总负责人是曹寅,曹的官衔是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当年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修《全唐诗》,他的职务是“校阅刊刻”官,而彭定求则系他领导下参与编书的“十翰林”之一,且系非在职官员,编书职衔为“校对”官。曹寅事实上是皇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二、应当列入钱谦益的名字。作为底本的《唐诗》乃钱谦益、季振宜二人递编,季(递)氏交代得很清楚。三、应改“有扬州诗局刻本”为“初刻于扬州诗局”。当日天宁寺刊刻《全唐诗》,是清代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

 

    皇家诗局为什么设于扬州?

    扬州诗局开设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负责编校刊刻钦定之内府需要书籍,属于皇家专用出版社。皇家出版社不设于北京,不设于南京,而设于扬州天宁寺是什么道理?主持诗局者不是政府管理文化机构而是曹寅,曹寅职务属皇家经济管理、机要秘书及纪律检查人员,与文化本无关系,为何获此任命呢?

    一、颁旨编印《全唐诗》的日期是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当时北京武英殿有活字板处,用铜铸活字版,具有刊印条件。但京中此时正由皇子允祉主持、陈梦雷及其助手主编《古今图书集成》,约一万五千卷即将竣工,工程浩大。所以,康熙考虑在南方另设一处皇家出版基地。

    二、颁旨时刻,康熙正值第五次南巡期间。此次南巡始于二月九日,终于闰四月二十八日,途经扬州,扬州雕版印刷工艺精良,康熙是目睹的。

    三、刊刻需要银两。曹寅数次接驾,场面浩大,经费筹措有方。两淮盐政是收罗钱财的肥缺,御史肥缺只允一人一任一年,不得超过两年。康熙有意识地让曹寅于1699、1703、1705、1707年四度兼领两淮盐政,心照不宣,有所期待。扬州开诗局,曹寅领衔,皇家可以只请客、不埋单,乐得坐享其成。

    四、曹寅是宠臣,又是包衣,即帝王家奴,属于安插在江南的耳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曹寅懂诗、懂文、懂画,文化方面富有修养。由他领衔,在学术界足以服人,说得过去。

    还要执行乾隆御旨吗?

    编纂《全唐诗》有三个底本。一是明末海盐文士胡震亨编《唐音统签》,一千又三十三卷;二是清初季振宜据钱谦益本所纂《唐诗》,以十年工夫,加以搜补与批校,共七百一十六卷;三是“断碑残碣,稗史杂书所载”。三个底本经众才子分工增删收舍,汇为《全唐诗》。

    七百一十六卷本《唐诗》源于钱谦益的底稿是明白无疑的。钱殁于康熙三年(1664),那一年季振宜才14岁,二人未见过面。季是当时扬州泰兴人,藏书丰富,有纂书之志。据季自述,钱谦益殁后,季与钱氏族孙钱遵王相识,有继承钱谦益纂书之志,于是从钱遵王手中得到钱氏手稿,“篇帙残断业已过半”,花了十年的工夫“搜补批标”,终于成书。应当说,《唐诗》是钱、季二人合作的文化成果。

    为什么后世只知当时扬州泰兴之季振宜,而不知常熟之钱谦益呢?这与乾隆用行政命令封杀钱氏著作有关。钱氏系清初一代文章魁首,在明清交替之时,降清反清,认识上有反复。乾隆将其编入“贰臣传”,而且连下几道诏书,说钱是“有才无行之人”,“反侧佥邪,更不齿于人类”,“可鄙可耻”,曾下令在两年以内,全国各地要烧光钱的著作。这样,作为《全唐诗》蓝本之一的《唐诗》,就成为季振宜一个人的编纂成果。清王朝早已成为过去,我们今天还要执行乾隆的御旨吗?
 

 

    突出彭定求有道理吗?

    编纂《全唐诗》,可考者11人,11人是一个编委会。主编是曹寅,贡献最大;出力最多的应当是庶吉士俞梅,俞是翰林院低级官员,泰州人,先期至扬州做准备工作,而且一直坚持岗位至书稿出版,事实上是编纂工作出力最多的秘书。彭定求致仕在乡,是奉调的“十翰林”之一,胡、俞之外,其余8人为沈三曾、杨中讷、潘从津、汪士(左金右宏)、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左王右栗)。天宁寺编书刊刻的时间先后十七个月,其间汪绎病故,沈、潘、车、查四人又因故中途退出,实际具体分工编校的只有5个人,曹寅总其成。彭定求系“校对”之一,但辞书于11人中只留其名,说来说去,因为他是个状元。

    彭定求是康熙十五年(1676)的状元,长洲(今苏州)人,官至翰林院侍讲。修《全唐诗》这一年,他已归休在乡,年62岁,奉诏至扬州参与编校,属于发挥余热。就彭氏一生著述研究方向看,他是一位哲学家,一生弘扬王阳明的学术,说王是“天挺人豪”,“振今铄古之一人”。扬州编书,他去过文选楼与梅花岭,均有诗作。他说当年的文选楼小巷草深,古刹灰暗,而梅花岭下碧血衰草,令人神伤。至于《全唐诗》,他不过分担部分编纂任务而已。彭定求有文名,但编《全唐诗》并非主要人物,应实事求是。

    《全唐诗》有无不足之处?

    《全唐诗》是清代重大文化成果之一。扬州诗局初刻刻工精良、字体优美,被颂为著名之善本,但就内容看,不足也是明显的。一是重复,约百首诗见于两家,未能考辨;二是张冠李戴;三是遗漏甚多,例证甚多;四是删削不当,对蓝本编选意图了解不够;五是收罗诗作者史料不足,所用功夫不深。缺陷成因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时间太短,如此卷帙浩繁的类书编纂文字实际只有数月时间,缺少反复审核过程;二是诸人分别编纂,且又有5人中途退出,仓促成编,急于求成,即使是主编曹寅,恐也未尝逐一过目。编书过程中,曹寅曾致书好友朱彝尊,希望他提供支持,补充史料。朱曾在曹的书斋“思仰轩”盘桓,并在曹的诗卷上题诗,说书斋旁的池塘宜引人入梦,说隔院的竹影过墙,使得小院绿阴遍地,清幽异常。朱曾查出43位诗作者的生平及官衔,又找出未列入的诗作若干首,日后辑成《全唐诗未备书目171种》。但是,诗局此时迫于时限,业已匆匆将未完善之书稿上呈,不需要朱彝尊的补正了。朱彝尊说“业经进呈,成事不说”,这就是说,这种钦定的书籍,只要皇帝点头,别人就不宜再说三道四了。所以,在康熙时代,没有人不识相地公开站出来,说《全唐诗》还有什么不足之处。(来源:扬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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