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痛批“文化产业化”:观念绝对错误 扭曲价值观-百家论坛-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冯骥才痛批“文化产业化”:观念绝对错误 扭曲价值观

于 2013/6/29 7:06:00 发表  百家论坛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凤凰网2013年06月28日 08:28来源:新京报 作者:吴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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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6日,新京报专访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冯骥才。新京报记者周岗峰摄

对于多年来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冯骥才来说,六月的脚步依然是忙碌的。这个月初,他主持成立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那之后他又获得了一项国际艺术赞助大奖,但他却把1.5万欧元奖金转手相赠。身材高大的冯骥才待人温和,只有谈到被破坏的传统文化时,会愤而拍击坐椅扶手。谈及城镇化对中国文化的根,对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侵蚀,他直言“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破坏”。冯骥才特别提出,在一个非正常的转型时期,不能完全让民间文化正常消亡。

冯骥才,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作家、书画家、民间文艺家。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致力于城市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今年6月4日,在天津大学主持成立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

粗暴的城镇化进程对中国文化的根,特别是对非遗,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破坏。

我们要特别提出“文化保护”,在一个非正常的转型时期,不能完全让民间文化正常消亡。

国家到底把文化放在一个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必须反省,不然我们无论怎么做,也不太能解决问题。

——冯骥才

谈非遗保护进步挡不住破坏势头

我们历史文化的根在村落里,我们的非遗绝大部分也在村落里,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都在村落里,如果村落消失的话,这些都不存在,就无所依附了。

新京报: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情况如何?

冯骥才:十几年过去了,从做出的一件件事来讲,民间文化保护有了一个轮廓:有法律保护,有《非遗法》;确定了一批传承人,也有了一些资金支持。有些国家,比如俄罗斯,就没有做这些整体性的非遗保护。这些成果跟知识分子的呼吁、媒体发出的批评声音、公众的文化保护意识密切相关。

这些虽然慢慢建立,但都挡不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破坏的势头。前几天我在北京开会,我说我们的“非遗”正遭受第二轮破坏,主要原因有:

第一,申遗时,带着政绩需求,目的不纯。申遗成功了,政绩提升了,“非遗”就被扔在一边了。

第二,虽然给传承人发补助,但很多时候,他们见不到钱。有一次,我们想给日本、韩国等非遗保护做得好的国家介绍我们的经验,就近带他们去看了天津的国家级非遗“皇会”。现场,老人把伞盖等表演的家伙摆出来,那是乾隆年间的老东西,外国人一看,全傻眼了。我问那个会头,国家给传承人的资金补助,你收到了没有?他说,什么补助,不知道啊。我当时一听,坏了,我知道很多人收不到,别让日本人看咱笑话,把他支走了。现场,我写了个单子给他,“冯骥才欠某某会5万元”,叫他凭此为证,到我的工作室来拿钱。他不好意思来,后来协会派了一个人把钱给了他。

第三,非遗成为省级、国家级保护对象之后,有了知名度,就有企业进来开发。你想,民间的文化首先是自娱自乐的,又是手工的,承受力很小,很脆弱,和机器生产不一样,不能大量复制。比如说,湖南隆回有一支花瑶,他们刺绣非常精美,我们把这个刺绣列为国家级非遗。名单一公布,马上就有人把刺绣开发成旅游产品。现在,这个刺绣简直不能看,就跟电脑画的一样,什么文化内涵都没有了,大量复制。再这么下去,过十年,花瑶的刺绣就会消失。

第四,没有专家支持,这是非常严重的原因。在日本、韩国,他们把非遗称为“无形文化遗产”或者“人间国宝”。他们的做法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手艺很绝的木工,你的周围就有一个专家组,会主动帮助你,给你制作档案,帮你出主意,告诉你如何坚持自己的特点。对于天津皇会,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因为这些非遗,是代代相传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但不见得他们对自己的东西有认识,这得依赖专家。可是,我们的非遗,可以说,95%以上后面是没有专家支持的。

第五,城镇化的影响,这是最致命的。我们有一个调查,这十年,每天约有90个村落消失,这既包括传统村落,也包括自然村。我们历史文化的根在村落里,我们的非遗绝大部分也在村落里,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都在村落里,如果村落消失的话,这些都不存在,就无所依附了。这些村落消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城镇化。粗暴的城镇化进程对中国文化的根,特别是对非遗,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破坏。城镇化把村落彻底铲平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村落里有种特殊的音乐,只有我们这个村落有,如果村落消失,这个音乐也就没了。这不是说有几个会音乐的人在,就能传承下去,而是这个村落里的人都喜欢这一种音乐,有这样一个文化土壤、文化空间。总体来说,民间文化一方面在稀薄化,大量地减少,另一方面,它变得流动,越来越不确定。

新京报:也许要和乡村建设两相结合,使之成为活态的接地气的保护。

冯骥才:对。我们首先把传统村落“过一遍筛子”,选出一批来保护,已经公布了第一批名单,马上要公布第二批。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研究保护标准,必须要有一套办法,我们正想组织一批专家来制定这个办法。没有办法,是行不通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我们正在抓紧时间展开。

谈商业开发文化产业观念是绝对错误的

我们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文化责任感,也需要反思。全球消费化的时代,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公民也需要反省,最需要反省的是,我们有没有公共意识?

新京报:当我们谈论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把它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看待,而不是觉得它是自身发展或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

冯骥才:对,民间文化本来是生生灭灭的,人们不再认同,就会放弃它,这是很自然的。有些东西,人们不喜欢它,它会消失,谁也没有力量挽留,这可以称为“正常消亡”。我认为,这是事情的一面,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从“文革”进入改革,从计划经济一下进入了市场经济,又一下子城镇化了。这样的“急转弯”,有些东西消失得太快,你都来不及思考。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很高,轻视精神的价值。

还有,这些年的社会变化,使得我们缺乏历史情感、文化情怀。我们对我们的文化不太在乎,这跟西方不一样。几年就把所有城市都变成了一个样,这在其他国家没有发生过。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提出文化保护,在一个非正常的转型时期,不能完全让民间文化正常消亡。

新京报:说到市场经济,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如何面对消费主义的侵袭?如果我想做民间文化保护的志愿者,这可能是要首先面对的问题。

冯骥才:这个问题挺麻烦。我曾强调,要和文化产业死拼,文化产业的观念是绝对错误的。我也说过,中国有三个产业化让我们积重难返,一个是教育产业化,一个是医疗产业化,还有一个是文化产业化。这样一来,教育、医疗、文化都向钱看,那这个民族坏了,我们没有长远的追求,特别是没有纯精神的追求,没有精神绿地了。文化产业化扭曲了很多人的价值观,认为文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赚钱,所以很多愿意保护文化遗产的人,他们看到当地人赚钱了,甚至觉得是做了一件好事,他们对文化本身的价值并没有足够的认识。这一点,需要苦口婆心,反复不断地讲,要重视文化价值。

新京报:我注意到文化遗产保护遇到的一个难题:保护会引发关注,关注有时会不可避免地被商业利用,即使没有旅游开发,也可能由于过度的关注,人来到现场观摩,而有所破坏。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如何解决?

冯骥才:曾经有朋友告诉我,冯骥才你知道吗?你是好心干了坏事。他的理由是,你看到一个好东西,四处喊,喊了以后,谁都想伸手拿到家里去。但是我觉得,好肯定是要说的,不能让它自然消失。从西方来说,你比如,大家都说卢浮宫好,世界上每天有很多赞美卢浮宫的文章,但卢浮宫并没有因为这些赞美而消亡。关键之处,还在卢浮宫的管理。

我举一个另外的例子。我去凡尔赛宫的时候,有人请我看一间60平米大小的屋子,这是以前皇室人员去大厅在这里短暂休息的地方。这屋子曾经漏雨,损坏很严重,后来开始修缮,我去的时候刚修好,在里面却不觉得是刚修的。我一问,才知道这屋子修了16年。60平米,修了16年!屋子里椅子的垫布都拿出来研究,什么材料,什么方法织的,都有专门研究。这样对待文化的态度,你说敬畏,什么是敬畏啊?我们什么地方敬畏,嘴里敬畏啊。我们应该反思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地热爱我们的文化,是不是真的热爱?

我也在反思:国家到底把文化放在一个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必须反省,不然我们无论怎么做,也不太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我和你说的这些话,如果不是我说,换一个高级别的领导人来说,那个作用比我大得多。我说的话,只不过比一般老百姓的声音大一点而已。另外,我们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文化责任感,也需要反思。全球消费化的时代,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公民也需要反省,最需要反省的是,我们有没有公共意识?我们说的这些话题,都跟个人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公共空间有关。

 

我作为一个知识人,绝对不会生活在表面,不会生活在一杯啤酒里,虽然喝啤酒挺舒服的,还是要生活在深层次的思考里。

新京报:十多年前,你刚进入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最初的心态、想法、理想是否发生了转变?

冯骥才:这十多年,我一直在做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也经常忘记自己的岁数。忘记岁数,才能永远年轻嘛。但是,我有时感觉到,我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我做的事情并没有达到我的理想。

新京报:你的理想是什么?

冯骥才:我的理想是社会的文明。所谓民族复兴,实质是文明的复兴,社会的最终理想是高度文明的社会。社会应该这样,有文明准则,有文明底线,人人都文明自律。人有人性、有欲望、有兽性的部分,但得自律,要克制自己。我在一篇文章里,引用傅雷在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前面说的一句话,就是英雄也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操,这是说,你要不断克制,要跟自己内心的敌人战斗。你看,我是一名作家,我主要写批评文章,我必须要用我的笔来批评那些不对的事情。在我看来,你只有真正批评生活中那些不对的东西,你才能把对的东西树立起来。

我现在都七十多岁了,没有什么更多的需求,和年轻时候的想法不一样了。我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但是不会放弃我的追求。我经常失望,但是我不会对自己做的事情悲观。

新京报:你自己觉得是个寂寞的行动者吗?

冯骥才:(叹气)反正我能沉下心来。嗯……我有时觉得孤独,能够一起谈自己想法的人不是很多,会觉得我跟人有距离。但是,我这种孤独跟生活没有多大关系——虽然有时会觉得孤独,但我不会放弃自己——这是一种思想的孤独感。

我到很多地方去,老百姓都很热心,但跟我一起干活的人少。我觉得,坐在那说话的人多,走起来,就没人了。在大学做教育,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作为一个知识人,绝对不会生活在表面,不会生活在一杯啤酒里,虽然喝啤酒挺舒服的,还是要生活在深层次的思考里。越往里思考,你的想法越深入,你越会产生一种孤独感,但这不影响你对生活的激情,也不影响你的追求。

我坚信,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这样的事情的,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不过要一代一代人,不放弃地把它做下去。我觉得,我们民族那个根,那个最深的文化之根,仍然在;我有时失望,但不绝望,原因就在这里。

■ 记者手记

来到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一条船进入了视线。

研究院在天津大学校内,设计新奇,爬山虎的绿意蓄满了整整一面墙,方形院落中一汪池水倒映云影,金鱼在戏水。进研究院的右手边,有一座从黄河岸边拉过来的门楣。那是冯骥才先生的朋友送给他的,纯木质的门楣看起来高雅朴拙,“有六层拱门,一般百姓只能做三层,皇家才可超出”,拱门下书有“福海寿山”四个大字。这些,都能使到访者驻足,细细端详。

记者最先注意到的,倒是那条木船,船身斑驳,躺在进研究院的门口不远处。“是摄影家郑云峰在长江里划的最后一只船,这太珍贵了。”采访还没进入正题,冯骥才就说到了这只船。除了这一只,还有一只小一些的船,它们现在不在长江的浪头里,也不在这一汪池水上,而是在岸边。

今年6月,和冯骥才有关的事情,主要有两件,一是他主持成立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二是他获得了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却把1.5万欧元奖金赠送给了这只大船的主人。

这两件事,都与民间文化保护相勾连。实际上,冯骥才展开城市文化、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已超过十年。在此过程中,他默默做事,有时发声,言必称文化保护。在他看来,这是他的使命,尽管偶尔也感叹少有同行,有“一种思想的孤独感”。

受访时,冯骥才不时发出笑声,看起来采访轻松而顺畅。他谈到花瑶的刺绣被旅游开发,使得刺绣“跟电脑画的一样”,“什么文化内涵都没有了”,那一瞬间,坐在椅子上的冯骥才,用手有力地拍了拍扶手——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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