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儒家在巩固王权专制上立了大功-百家论坛-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刘泽华:儒家在巩固王权专制上立了大功

于 2016/8/20 9:22:07 发表  百家论坛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凤凰网2016.08.19 凤凰评论第80期:
 

何为“道统”,何为“法统”?中国的传统士人中,是否存在“从道不从君”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国的士大夫为什么一致颂圣?

 

前不久,凤凰评论《高见》带着这些问题邮件专访了刘泽华。刘泽华先生是我国著名政治史家和政治思想史家,著有《中国的王权主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等著作,并参与撰写、主编了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化,儒法之间的历史关系,传统思想在当代的作用等问题,刘泽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此为专访上篇。

 

访谈嘉宾:刘泽华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道统论证不了政权的合法性

 

凤凰评论《高见》:你在书中对于“道”有一个定义,“概而言之,指宇宙本根、规律、理论原则和道德淮则等”。现在很多人讨论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等问题时,经常运用到“道统”、“法统”的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所指又比较模糊。在你看来,什么是“道统”,什么是“法统”?

刘泽华:用道统论证一个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从历史进程说,有诸多问题。      
说起朝代合法性的理论依据问题,最先西周兴起的是天命说,这一理论贯穿整个古代历史;其次是春秋以后兴起以有道代无道说,这一理论与天命说相配合,贯穿古代,近现代不讲天命了,但还持以有道代无道说;再次是战国兴起的五德更替说,影响很大,但到魏晋之后此说衰落下去;第四,东汉班固提出正统观念,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辨析正统,以蜀为正统,以魏、吴为篡逆。正统论影响至今。
道统这个概念始于北宋,但直到朱熹才上升为儒家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具有神秘性和极强的排他性。问题不在于道,诸子百家都讲道,也都主张以有道代替无道,朱熹的道统把独占了,所以关键在这个字。道统不是泛称的儒家或儒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儒家传承,而是儒家中传承儒家的特定的圣人、贤人。朱熹排的道统是:自唐虞、尧、舜、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迨于宋朝,人文相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故备著之。再后就是他本人了。(朱熹:《近思录》卷十四。) 
陈亮曾就曾揭露道统说的私密性,明清之际的费密对道统说,也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1903 年《国民日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道统辨》的文章,其结语是: “中国自上古以来,有学派,无道统。学派贵分,道统贵合;学派尚竞争,道统尚统一;学派主日新,道统主保守;学派则求胜前人,道统则尊尚古人;宗教家有道统,学术家无道统也。吾非谓宋儒之无足取,吾非谓理学之不足言,不过发明宋儒之学为学派,而不欲尊宋儒之学为道统耳。
朱熹倡导的道统是按照他的标准讲儒家的传承,符合他标淮的大儒,才能进入道统之列。朱熹之后,儒家内部为争谁能进入道统之列,打得一塌糊涂,主要表现在谁能入孔庙陪祭。这个事情儒家内部无法解决,只有靠皇帝来决定。
由于元朝之后把朱熹倡导的理学,尊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道统这个概念既含有谁是儒家正统传人,又有意识形态的意义,从意识形态角度说,道统就成为论证朝代合法性的理论之一。陈栎(元代)在《定宇集》卷十《答胡双湖书》里讲,二帝三皇时,治统与道统合,圣贤达而在上,道明且行,此时经即史、史即经也。帝王往矣,治统与道统分,道统寄于孔孟,穷而在下之圣贤,道虽明不行矣,是后经自经、史自史也。这是儒者比较早论述道统与治统的关系。
面对当朝帝王,儒生多半歌颂治统与道统合一。就拿朱熹来说,他把三代以后的历史全否了,但面对宋朝,尽管也有诸多批评,但总体上却是呀,呀,称颂不止。汲汲求于在朝的儒生和在野儒生可能有些差别,在野的和一些儒者隐士可能高扬道统,但正如明末著名儒者刘宗周所言:臣闻古之帝王,道统与治统合而为一,故世敎明而人心正,天下之所以久安长治也。及其衰也,孔孟不得已而分道统之任,亦惟是托之空言,以留人心之一线,而功顾在万世。又千百余年,有宋诸儒继之,然人自为书,家自为说,且遭世丧乱,为力愈以艰已,而究之治统,散而无归,则亦斯世斯民之不幸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纵聪明,即位之后,即表章朱熹之学,以上溯孔孟,直接尧舜以来相传之统。在刘宗周看来,三代以下,孔孟等等亦惟是托之空言,以留人心之一线而已,即使到了宋代诸儒也不过是人自为书,家自为说,只有洪武皇帝才实现了治统与道统的合一。
其实在帝王眼中,治统与道统合二为一,他们就是两者的体现。嘉庆说乃父乾隆心法、治法、道统、政统,靡不赅备
法统这个概念在古籍中未检索到,这个词是随着近代立宪运动的开展,而逐步形成了法统观。政统、治统是唐出现的概念,讲的政治规范、律例等。有唐帝王政统之说,元朝忽必烈称,朕新即大位,肇统万机。国事实为未明,政统犹惧多阙。”“治统大约出现宋朝,与政统基本是同义语。其核心都是讲三纲五常。
新儒学常常把道统与政统、治统和法统二分,强调道统的独立性和对政统的制约性,严格说不淮确。一来,道都归于儒家门下,这不符合思想史的事实;二来,道统的更狭隘,由神秘兮兮的若干人体现,与政统没有什么关系;第三,汉武帝之后儒家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但一直到宋代没有体现道统的儒者,道统当然说不上有什么作用,怎能制约政统呢?以道统确定政统是否合法,完全是儒家程朱理学派的一家之言。现在诸多学者推而广之,实在太任意了,不可取。
 

从道不从君不是儒家主流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很多搞儒学的人,一般都会强调历代士人“从道不从君”的一面。不过《中国的王权主义》里讲,“以往学者对道的论述,特别是新儒家,大抵多强调道的理性规范和批判意义,强调其理性的独立性及其与王的二元关系,对道的王权主义精神很少论及。就历史实际而言,我认为这类看法有极大的片面性,甚至可以说忽略了主要的历史事实”。你强调,道、王二分是相对的,道对王起着整合作用,同时又为王提供了一个新的武器,得道即能王天下。王对道的占有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更应注意道本身的王权主义精神。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道相对于王的独立性。但是,中国的很多朝代,又不乏以道侍君的例子。那么,中国的传统士人中,是否存在一个“从道不从君”的政治和文化传统?

刘泽华:从道不从君是荀子提出的,在历史上的确有一些人实践了,这其中有不同的情况:一是如方孝儒、海瑞等等为数不多的人,宁肯被杀头,就是不从君命;二是道不同而退隐,如东林党的一些人。其实他们不是反皇帝,而是反对阉党;三是一些假冒名节拒绝出仕,这些人多半是自抬身价,很荒唐。所以实际情况的很复杂。
如果说从道不从君是政治、文化传统,那也是很有限的一个小传统。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儒家是坚定的尊君论者,他们主张的的核心思想就是尊君,尊君的主流是君命无二。撇开儒家的思想体系,从道不从君的确很了不起,但置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他们又强调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天是泛宗教性的崇拜对象,而天子则是这个泛宗教的教主,其他宗教基本都处于王权之下,司马光的说法大体代表了儒家的主流认识,王者受天命,临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统。类似的表述多多,与从道不从君形成悖论。
其二,天王圣明这个词是儒家提出的,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它有覆盖性的政治、文化意义。我曾写过《天、道、圣、王四合一》、《从天王圣明说最高思想权威》等文,论述了王不仅占有,很多情况下王就是的体现。王者参通天地人,天胙之,为神明主。”“天子至尊也,神精与天地通,血气含五帝精。帝王通神或即是神。以明代大礼仪之争为例,明世宗嘉靖以藩王身份继皇帝位,登基后不顾礼制,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睿宗,由此引起了大礼仪之争。首辅杨廷和等认为生父只能为皇叔考,另一些人为了迎合世宗心意,上书应尊兴献王为帝。双方争论激烈,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表示抗争,认定不合儒家之,激怒了嘉靖,下狱者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而死者十七人。按说,嘉靖是违背儒家的,嘉靖颁布《明伦大典》,宣布非天子不议礼,他的旨意就属礼,就属。大臣张璁总结是:揆之以天理人心,定之以中正仁义,皇上一人而已。说的多么直白,皇上就天理人心、中正仁义的最高权威。
其三,儒家以修齐治平为最高追求,那就是积极参与政治。但政治最高权被君主独占,儒生们进入仕途,更多是追求利禄,班固把问题说的十分透彻了。
其四,在皇帝制度、等级制度、父家长制度综合因素下,几乎整个社会成员都有程度不同的主奴综合人格,特别是拼命挤入仕途的儒者官僚,表现的更为突出,哪还会有从道不从君的勇气。
其五,言官制度似乎为从道不从君开了一扇门,实际情况决不如此。言官是君主体制下的一种官僚,有些言官敢于犯颜直谏,但大都冒着被惩处的危险,真正冒死进谏的为数甚少,就连最著名的魏征总是采取顺谏,先把唐太宗抬得高高的,皇帝如何圣明云云,而后再说自己的建议,而且多半要加上以待斧钺。汉武帝、朱元璋都说过,士人不为所用,留着干什么?要加以惩处、直至处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从道不从君能有几何?
儒生们常常把举得高高的,但对本朝和当头帝王,多半高高颂扬,批判多用于针对他朝和他王。当然其中不乏以史为鉴和影射含义。现在一些学人把从道不从君说成是儒家的主流,离历史事实太远了。历史上有多少儒生官僚,看看其中的多数是如何玩官场的,有几个是从道不从君的?提倡这一观念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能视为历史上儒家的主流观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观念是荀子提出的,但道统畅行之后,把荀子视为杂学,荀子却被革除教门,从孔子陪祀区剔除出去。
 

凤凰评论《高见》:你强调,包括儒、法、道等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都有尊君的思想,这是否可以说明,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这种尊君有一定的合理性?

刘泽华:是的,在古代尊君有一定合理性。1988年的《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一书,也曾就君主专制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对重大的历史现象,既要探讨它的必然性,又要讨论它的合理性。君主专制制度有没有合理性呢?我们只能说,它有可能为社会进步提供条件,即有合理性的因素。所谓为社会提供条件,主要指如下几方面:
其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般说来,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君主专制体制与统一一定范围内相为表里。这种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进步是有利的。
其二,君主专制国家掌握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果用于社会发展,无疑会对历史进步有重要意义。
其三,君主专制下,权力极端集中,如果集中的权力和好的政策结合在一起,对社会的进步起着推动作用。
从历史事实看,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在某些方面对历史的进步是起过有益的作用,如中华民族的形成,地域的扩大,某些有利于经济恢复(相对于它的破坏而言)和发展的措施等。
不过,反对君主体制的观念尽管不占主流,但一直也在流行,这就是虚君观念和无君论。先秦战国时期的农家就是虚君论,他们认为君主也应该自食其力,君主的职能应该是业余的事物。无君论无疑对君主制有更猛烈的批判。
关于君主专制的目的性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目的性问题不是史学家主观强加给历史的,而是历史本身的问题之一。单纯从理论上说,有关目的性的说辞十分动听,比之为人民服务一点也不逊色,如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爱民如子等等,数不胜数。但目的性不是一个说辞问题,须有成套的制度作保证,否则就多半流为假话、大话和空话。君主专制体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爱民如子的,这点早就被韩非揭破。当然也不是说专制体制下没有一定程度上力求以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中国历来是人治为主,在特定的人治之下,也会有较好的政绩,可圈可点。不过总的说来,人治中实施以人为本的很少。
 

 

儒家在巩固王权专制上立了大功

 

 

 

凤凰评论《高见》:你认为,“先秦思想家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在君主专制制度外设计出一套与之抗衡的制度,而是从理想的、普遍的角度肯定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欧洲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从封建到君主专制,然后到民主。欧洲从封建过渡到君主专制,但是君主专制的时间都不算长,而中国从秦朝建立之后,严酷的君主专制竟然绵延两千多年。这一历史,堪称世界之最。为什么王权专制主义荼毒中国这么长的时间?

 

 

刘泽华:这个问题要分几个层次说:

 

首先,不能只说王权专制主义荼毒一面,正如前边已经说过的,王权专制也做过一些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大事;

 

其实,王权专制不是从秦开始的,在秦之前也有程度不同的王权专制。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殷商之前王权专制就逐渐形成。到了商代,从文献和甲骨文记述情况看,王权专制基本形成。甲骨文中的殷王是与上帝对应的下帝,有的王直接称。《书汤诰》虽晚出,但同《曲礼》表达的都是大权独揽,要听天子一人的命令。秦的王权专制是对之前历史的集大成和进一步发展。

 

再者,王权专制主义统治这么久,主要有两点:

 

第一,从进入文明期,中原大地就走上王权专制主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体制。即使有些其他的苗头,比如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有过副贰现象(诸侯有副职),也有过政事征询国人意见,通过表决看多数人的态度,君主决定弃取的情况,但都没有成型。有人说这是原始民主制的遗存,但实际上占主导地的是不可贰(不得有两个政治中心)和君命无二

 

越往后,王权专制在体制上逐步完善,功能覆盖整个社会。王权专制体制对社会资源有最高掌控权,其功能远远超越社会力量,这个以君主为核心、以权力为依靠的庞大的利益团体,其体制是很难突破的。改朝换代,体制基本不变。

 

第二,占主流的社会观念起了巩固君主专制的作用。西周已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没有受到挑战,天子独尊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诸子百家兴起为另辟蹊径探索体制问题提供了机会,但战国的客观现实是诸侯纷纷称王,是王权专制进一步强化。《庄子》的某些篇有突破性思考,但他们寻求的出路是社会人的自然化,这对现实的王权专制构不成改造力量。农家主张君主业余化,同样没有实践意义。其他显学争的固然很激烈,但争的是实行什么样君主专制。

 

秦始皇的帝王体制是先秦政治观念的集大成,以后百代都是沿着秦制做些加减而已。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形成之后,既不允许对体制进行正面挑战,也没有观念再思索的客观条件。虽然无君论一直没有断线,但只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窃窃私语。佛家本来是不敬王的,但到了中国,它必须尊王。否则会召来沉重的打击,甚至多次出现过由王发动灭佛的大动作。

 

就实而论,儒家在巩固王权专制体制上是立了大功的,所以被帝王视为维系帝王体制的命根子。一个三纲五常就在观念上把人们牢牢套死。三纲不破,怎么会有王权专制体制的根本变革?所以,大一统的王权专制体制和主流观念的配合,是君主专制长期化的主要原因。

 

 

凤凰评论《高见》:我在阅读白钢先生《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总论卷的时候感觉,从秦朝到清朝,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一直在自我强化,对于民众的压迫也在逐渐加深。鸦片战争是列强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有学者认为,列强的野蛮行径可以谴责,但是,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仍然会继续维持君主专制体制,国门也会继续封闭。对于这一观点,你怎么看?

 

 

刘泽华:我大体同意这一见解。明清时期王权支配社会的大格局是一贯的,即使有一些因素在冲击王权支配社会这个格局,但力量远远不如专制王权。事实摆在那里,没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格局很难有新的突破。

 

近代文明的扩张几乎都与暴力相伴,其实古代先进文明的传播何尝不是如此。我认为应在矛盾中陈述西方列强的侵入。挨打之后觉醒了、求进步,比老处于梦中浑浑噩噩要好。设想不侵入是不可能的,侵入的同时也被拖进了近代化,两者不都能否定,只讲一面不符合历史事实。从某种意义上,我更看重被拖进近代化的历史意义。中国人很聪明,开始是被动的近代化,时间不长就主动地投入,经过曲折的磨难而取得了今日辉煌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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