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清代东北第一府、县建立始末 ——读史偶得之二-个人文苑-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辽阳,清代东北第一府、县建立始末 ——读史偶得之二

于 2008/6/10 15:04:32 发表  个人文苑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梁戈峰

     在人们的印象里,曾经在历史的长河中辉煌了两千多年的古郡故都、关东首府——辽阳,似乎在1625年后金从辽阳迁都沈阳以后,便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可以铭记在史册上了。

     其实不然,历史学家在评价辽阳历史辉煌时期时,虽然都把时间界限界定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7世纪(1),但并没有明确下限是明末还是清初,这里还有研究的空间。有的历史学家在持上述观点的同时,也提出时间下限应定在清初或更长时期的观点(2)。笔者在读史中关注这个问题,并从众多繁杂的史料中,了解到清朝初期辽阳首建府、县的不寻常史实,这和历史学家们的想法是相吻合的。虽然事件本身史书早有记载,但都是一笔带过,历史学家们也没有充分重视。特别是详细情况和典型人物事迹,大多不甚了了。辽阳先贤、史学大家金毓黻老曾经说过:“食祖先之赐,惟史不可忘也”。笔者身为辽阳后生,更深感责任重大,就此努力探求,弄清这段历史事实。

          一、清初东北的形势

    古往今来,府、县建置乃国家行政之规制。战国后期,辽阳称襄平,为东北首郡辽东郡治所。秦汉因之,又兼为辽东郡附郭县治所,在东北均可号称“第一”。两千多年来,“第一”对辽阳来说并不稀奇,为何清代辽阳建立府、县就有更大意义?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了解清初辽阳府、县建立时的历史背景,即当时东北的形势如何。

     关于清朝初期东北的形势,《中国断代史系列——清史》指出:“在东北地区,山海关外的辽东,……向以发达的农业和先进的汉文化实居全区首位。明清之际,这里也是重灾区”、“当关内正在恢复中,辽东却仍然荒凉。”(3)当时的东北行政(民治)最高首长——盛京奉天府府尹张尚贤,有一个历史上著名的《盛京形势奏疏》(4)。奏疏首先分析沿海地区的形势谓之外患:“合河东河西之边海以观之,黄沙满目,一望荒凉,倘有奸贼爆发,海寇突至,猝难捍御,此外患之可虑者。”然后又分析辽东内地的形势谓之为内忧:“合河东河西之腹里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持,此内忧之甚者。” 总之一句话,当时东北的形势是内忧外患充满着危机。况且这还是在顺治十八年时,张尚贤府尹给朝廷的奏疏,此时东北的形势已大有好转。 “河东城堡虽多,皆成荒土,独奉天、辽阳、海城三处,稍成府县之规,而辽海两处仍无城池,如盖州、凤凰城、金州,不过数百人,铁岭、抚顺,惟有流徙之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独宁远、锦州、广宁,人民凑集,仅有佐领一员,不知于地方如何料理”。顺治十八年时尚且如此,那么早在顺治初年,形势应该更加严重。

    《盛京形势奏疏》,虽然谈的只是辽东地区情况,却代表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形势。其它地区虽有人烟,但经济原始落后。实际上张尚贤的分析,仍然是就事论事谈及皮毛而已。做为当时陪都要员、东北行政(民治)最高长官,而且还是一个汉军人,他不可能道出问题的实质。以笔者之见,当时东北何止是内忧外患,简直就是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倒退!

      原因何在?张尚贤没有说,也许他根本就不能认识到。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其一,战争破坏;其二,倾巢入关。自清(后金)立国到入主中原,明清28年战争均在辽东。城镇摧毁,汉民被杀戮、逃离,土地荒芜,辽河西尤甚;辽河东虽亦经过战火的摧残,但自1621年以后,辽阳、沈阳先后为后金(清)都城,辽东已成后金巩固根据地。20多年来基本无战事发生,又经过“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等改革政策,人口和农业生产也有很大恢复。所以综合来看,主要原因还是顺治元年(1644)的清军“倾巢入关”。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趁李自成农民军覆灭明王朝之机,大举入关,东北地区形势陡然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四月,摄政王多尔衮亲率大部分军队进入山海关,五月占领北京。八月顺治迁都北京,上至皇帝太后嫔妃,下至将校士兵家属;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商贾工匠,甚至连奴隶包衣都包括在内,皆倾巢出动“从龙入关”。,入关进京的驿道上,滚滚人流接连不断,从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一直到顺治二年底,总计不下百万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特殊意义的东北向关内大移民。多尔衮还下令,将整个辽东城镇村落完全破坏,以绝八旗贵族和广大将士退回关外、重返家园的希望。(5)至于东北的后事,顺治任命盛京总管统兵镇守,并计划留有满洲八旗军队,在辽东盛京等16城驻守。但实际上全东北仅留满州八旗官员103人、兵丁1500人,除盛京等5城有兵驻防外,其他众多城堡根本没有一兵一卒。(6)整个辽东基本是“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重现东汉末年“千里无鸡鸣”的可怕景象。

二、辽阳府、县的建立

     入主中原后的大清王朝,面对龙兴之地、发祥故里出现的没有人烟、空旷荒凉的局面,无疑是非常尴尬和焦虑。在全国大局稳定、形势基本好转之后,急忙采取措施解决辽东无人居住的关键问题。解决了辽东问题,也就是解决东北问题。顺治八年,朝廷首次下达允许关内民人出关垦荒的命令:“以山海关外荒地甚多,民人愿出关垦地者,令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7 ) 结果如何?并无史料记载,只是民间流传着“顺治八年移民”的说法。实际上清政府最初有组织的东北移民是在顺治十年(1653)间,而且有史料明确记载,清史学家也一致公认。

     顺治十年(1653)冬,朝廷正式颁布《辽东招民开垦则例》:“辽东招民开垦,有召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上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召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民月给口粮一斗,每地一晌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8)移民不仅给地,还发给口粮、种子和耕牛,这真是莫大的优惠。与此相配套的是,在整个东北地区还依旧处于八旗军事管理的政治大格局中,首设府、县行政(民治)建置。成立东北第一府——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二县,(9)管理所招之汉族人民。并调任熟知当地情况的辽东籍的优秀官员张尚贤为辽阳知府,署理招民建府、县及管理政事。

     时张尚贤任山东登州府知府已多年,政绩卓著。《奉天通志》引用了《登州府志》的有关内容,介绍说:“顺治五年,知登州府事,岳岳刚方,上官敬惮之。时多盗,莅任未几,单骑携一幼子直入其巢,慰喻之,并欲留子为质,贼党感泣就抚,一郡悉安。惩蠹胥,爱士类,绩著维良。”(10)由此可见,张尚贤是一位正直不阿、有胆有识、勤政为民的好官。有这样一位干练的官员担任辽阳知府,并具体操办招民筹建辽阳、海城二县事宜,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顺治十一年春,先是有浙江人陈达德招民140户,被任为辽阳县知县(11);继而又有辽东人王全忠招民有功任为海城县知县(12)。仅几个月的时间,招民就达到了预期效果,辽阳和海城人口聚集,城乡出现了生机,这在当年辽东来讲,亦堪称是奇迹。

      张尚贤在督导辽阳、海城二县县令带领百姓开荒种地、建设新家园的同时,积极筹建府学,开办教育。史料记载:顺治十一年“ 四月癸亥礼部议复,辽阳知府张尚贤奏言,辽阳应设儒学,令辽生寄籍永平者,拨归辽学肄业。从之。”(13)在移民坐席未暖、土地尚在开垦、府县初建的艰苦创业时期,张尚贤就狠抓文化教育事业,在辽阳建立了全东北第一所学校,而且是大学(省级)。其远见卓识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是令人十分钦佩。

      张尚贤个人情况,史载不多,但他参与东北政事的记载却不少,这在清朝的汉员同等官吏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查《奉天通志》,仅顺治十一年至顺治十八年的9年间,张尚贤有关辽阳及整个辽东政事奏疏,就有6件(14)。前文提到的《盛京形势奏疏》最为典型,已成为清初东北形势的经典评述,深受清史学家们所重视。《盛京通志》将张尚贤列入“名臣录”,对其招民建置是这样评价的:“张尚贤辽东人,十一年知辽阳府事。国初新设有司,地方辽阔,多招徕流徙之民,尚贤拊循有道,一二年中遂致殷富,后升奉天府尹。凡新设州县,皆遵尚贤教令,户口日增,民人乐业。去官后,辽人为立祠于城西,岁时祀之”。(15 )                      

      顺治十八年,张尚贤从辽阳知府升任盛京奉天府府尹已有四个年头,他在著名《盛京形势奏疏》中指出“河东城堡虽多,皆成荒土,独奉天、辽阳、海城三处,稍成府县之规”。尽管是“稍成府县之规”,这也是多年开拓、发展的巨大成果,和“沃土千里,有土无人”相比,也是天壤之别。辽阳招民,首建府、县,在辽东、在全东北的影响和示范作用也是巨大的。

     辽阳府、县的建立,不但是清代东北第一府、第一县,而且标志着辽阳在沉寂多年之后将再次崛起。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清初东北政治的一项重大改革,对恢复、发展东北的经济、文化和巩固国防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不单单是辽阳历史上的光辉一页,就是在整个东北史册上也应该浓重地写上几笔。

           三、父子知县佳话传千古

      谈到清初辽阳府、县的建立,还有两个人,我们辽阳人民应该永远怀念:这就是当年带领移民开拓、建设、发展辽阳的知县陈达德和陈瞻远父子。陈氏父子不但招民筹建辽阳县,为开拓建设辽阳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而且子继父任知县,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美谈佳话。做为辽阳后人,不仅要永远牢记先辈们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 ,同时也要让这美谈佳话千古流传。

     康熙二十年的《辽阳州志》记载:“顺治十一年,浙江人陈达德招徕民户一百四十家,以功署辽阳县事。”(16)陈知县何许人也?历史无载,但清末有一位有心的辽阳人,感念乡梓,对此给予关注,并在自己的笔记中记载了有关情况。这就是清末著名学者杨钟羲,他在著名的《雪桥诗话》续二集中写到:“义乌陈达德大孚与吴赐如诸人结八咏楼社,负诗名。国朝定鼎,辽阳置县。下令能招百人往者官之。大孚应募卒百人者,出关而东,授辽阳令。”文中表明:陈知县名达德,字大孚,浙江义乌人。爱好诗文,在明末时曾与人结八咏楼诗社,颇有名气。

     当顺治十年冬,朝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则例》时,陈达德就在北京(17)。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有识之士,所以他很快响应,投入招募的活动中。陈达德招了多少人?史料中有两个说法:一是“民户一百四十家”;二是“募卒百人”。联系到辽阳县为辽阳府的附郭县,远比海城县重要。在官员任用上,辽阳知县也优于海城知县,所以陈达德招民的数量一定比海城县多。不仅仅为“募卒百人”,却要多得多。应以“民户一百四十家”为准,按每家三、四口人计算,至少在四、五百人以上。

     从仅有的几则史料中,我们可以明确:顺治十年冬底,朝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则例》,陈达德即开始招募,至顺治十一年春,就招募了140家共4、500人以上。朝廷任命陈达德为辽阳县知县,陈达德携印信,带领所招之民,很快就出关奔赴辽阳。

     陈达德到达辽阳后的情况如何?历史同样无载,还是杨钟羲在《雪桥诗话》中记有数语:“勤垦辟,招商贾,兴文学”。三句话,涵盖很多内容。一是,带领民众在辽阳城外开荒种地;二是在辽阳城内建立街市,招来外地的商人经商,流通货物解决市民日常生活之用,更为今后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发挥作用;三是对百姓进行道德风尚教化,对青少年进行四书五经的文字启蒙。

      近年来,有一部清康熙年间出版的《千山诗集》流传到辽阳,笔者有幸获得复印本。这部诗集的作者是清初流放到辽东的岭南著名诗僧千山剩人(法名函可),千山剩人在辽阳浪迹多年,正赶上当年陈达德招民建县开拓辽阳。陈达德身为县太爷,不仅不歧视不虐待罪僧千山剩人,而且还以礼相待。他正直、勇敢、创新的精神更是感动了千山剩人,他们成为一对特殊的好朋友。千山剩人写有《赠辽阳陈令公十韵》等多首诗篇,不仅记述了他们之间崭短而深厚的友谊,而且无意中也留下了反映陈达德具体事迹的最有力文字证据。

     诗中记述了陈达德率移民刚到辽阳的情况:“凫飞出塞值春晴”,“虎豹挈儿初度水,人民连雨尽随车”。“望见前驱老鹤惊”, “锦囊尚带花香气”,“翘首真同白象王”,“来寻丁令问桑麻”(18)。顺治十一年春天,一支携儿带女“闯关东”的民众队伍,不惧艰难险阻长途跋涉,来到古郡故都、丁令威的家乡——塞外辽阳。骑马在前面带队的是一位又高又瘦气宇轩昂的老者,这就是招民奉旨上任的辽阳县知县陈达德。此时此刻,他满怀雄心壮志和开发良策,决心要带领百姓种桑种麻,开发、建设新辽阳!

      诗中也记述了陈达德带领百姓开拓辽阳的情况:“现身仍是旧王宫,荒草颓垣不压穷”,“户口疑从兜率下”。“威仪尚与汉官同”, “量晴较雨推新政”,“尽销兵器为农具”, “采木探幽谷,弓田步远  ”,“人贫惟有爱,讼少不须听”。(19)大清朝以往的旧都城辽阳,已是颓垣断瓦、荒草丛生、人烟稀少。这凄凉的景象,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改变。突然一下子有这么多人到来,仿佛从天而降,顿时有了生气。陈达德的礼节作风与大明鼎盛时的官员一样,他经常请教百姓,推行为民新政,他组织百姓收集破旧兵器,打造农具;他带领百姓到山谷里伐木头,到辽阳城外开荒种地,一直扩展到离城很远的地方。百姓生活虽然艰苦,但互相关爱很少矛盾,打官司告状的事更是没有。

  “升堂除积雪,编户补疏星”,“衣剪残荷碎,厨炊野蕨馨”(20)。陈达德身为知县,办公条件和日常生活也和百姓一样十分艰苦。早晨办公时,得先打扫大堂的积雪;晚上,陈达德编制户口处理公事,经常到深夜。他穿的衣服已经破了,吃的是野菜。……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艰苦奋斗的结果,换来了辽阳城乡的巨大变化。千山剩人诗曰:“大荒到处应犁遍,一钵从今莫浪嗟”,“草昧经纶文事重,行看大窖起歌声”,“却笑河阳空满县,昙花一朵现辽阳”,“云水满堂春满野,乐郊今在大关东”!(21)

     通过千山剩人诗句的勾画,陈达德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形象在我们面前逐渐清晰、完整、高大起来。千山剩人满怀深情赞誉其为“立德存华表,书名在御屏。伫看寒碛上,丹凤下天廷” (22)。笔者亦不胜感慨:对开发、建设辽阳这样伟大的历史功臣,诗人的赞誉绝不是溢美之辞。如果没有千山剩人和杨钟羲的记载,我们辽阳人将永远也不会知道,在350多年前,有陈达德这样一位伟大的先祖。他为开拓家乡这片热土,艰苦创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可歌可泣的事迹,将感动和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辽阳后人。

     实际上,陈达德在辽阳知县任上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久就故去了。《辽阳州志》记载:陈达德“到任二月故”(23),但死因不详。一共就两个多月,而且艰苦创业事迹感人,千山剩人在诗中也没提陈达德有病,看来陈达德病故的可能性不大。不管陈知县是如何故去的,有一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他的死在辽阳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仅惊动了盛京总管府,也惊动了京城里的吏部衙门,甚至惊动了顺治皇帝。《清实录》记载:顺治十一年 “五月丁酉,先是辽阳知县陈达德故,其部民赵廉静等求以达德子瞻远继父官,盛京昂邦章京叶克书为请于部。至是部议辽阳初设,达德为首,招众出关,因俾为县令。今百姓愿戴其子,必其子同有招徕之劳,故乐与之共事,从之”。(24)

     按照大清律例,这属于“(难)荫生”。清朝官员殉职后,皇帝褒奖,任命其子孙为官,叫“(难)荫生”。但在顺治朝并没有形成定制,这实属特殊。况且又是同地同职父子继任,更是奇闻,在整个大清朝也是独此一例。辽阳先贤杨钟羲进士出身,作过翰林,还当过国史馆和会典馆的协修。他熟知大清的律例,深知此事极不寻常,所以为之感叹不已。他在《雪桥诗话》中写到:(顺治皇帝)“昭其子瞻远承袭,亦异数也”。

     遗憾的是,陈达德之子陈瞻远继任辽阳知县后的情况,毫无史料记载。杨钟羲为光绪年间人,他没有记载,并不奇怪。然而千山剩人和他们是同时代人,又是陈瞻远父亲的好朋友,为什么也没有记载呢?也许刚上任的青年知县陈瞻远和他父亲陈达德在观念、感情、学识、爱好等方面都不一样,千山剩人和陈家的友谊,随着陈达德的故去,也宣告结束。所以,在《千山诗集》里,看不到记载陈达德儿子陈瞻远情况的诗篇。笔者在今人编著的《辽阳市政府志》的附录《职官表》中看到:陈瞻远自顺治十一年到顺治十八年,一直任辽阳知县,达七年之久。(25)仅此而已,除此以外,再也查不到更多的信息了。

     尽管如此,陈达德父子知县的事,还是被人作为历史趣闻写在私人笔记中。光绪年间,有一个叫杨同桂的直隶通州人,他在盛京做过官,著有《盛京疆域考》和《沈故》。他在《沈故》中从历史趣闻角度,也写到这件事。也是引用了《清实录》的这则史料,只是加上 “父子继任”的标题,从而增加了可读性和趣味性。(26)杨钟羲和杨同桂为同时代人,他们都在自己的笔记中,记载了这件事。可见在那时,就作为历史趣闻、美谈佳话,在官场里、在文人墨客中广为流传。

     虽然先贤们文彩风流今尚在,但毕竟换了人间,当时的写作文体远不能适应如今社会大众的需要。所以笔者将尽己所能,继承先贤们的成果,多方采撷广为汇集,再续陈达德和陈瞻远父子的事迹。但愿陈达德父子知县的美谈佳话,将同丁令威、王尔烈的传说一样,世世代代,永远在辽阳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

注释:

(17)笔者:千山剩人赠陈达德诗中有“伫看寒碛上,丹凤下天廷”句,可见陈达德当时在北京。

(其它略)

                                                          2008年3月30日午时完稿

       [本站注] 此文刊载于辽阳市乡土文化研究会主办的《乡土》杂志第16期

       补注:此文应《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之约,刊载于该刊(2008)第六辑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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