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历史评述-个人文苑-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历史评述

于 2011/12/18 15:04:39 发表  个人文苑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梁戈峰       

    关于辽阳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以下简称:《大金喇嘛》碑)(1),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成为历史学术研究课题,至今已有很多中外专家学者著文研究。然而,《大金喇嘛》碑何时进入学术领域,它的意义和学术价值何在?迄今为止,有关研究文章,就此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还很模糊。本文试图从我国清史研究的宏观角度,结合对清史著作的分析,去弄清这些问题,还原《大金喇嘛》碑在清史研究中的本来面貌。让人们深刻了解和认识《大金喇嘛》碑的无比珍贵的历史文物的性质,深刻了解和认识《大金喇嘛》碑所特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一、《大金喇嘛》碑在近百年中三次被发现

1630年(庚午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皇太极敕命修建至今,《大金喇嘛》碑伴随着古城辽阳已经度过了风云变幻的379 年,在最近100多年里,《大金喇嘛》碑总共有三次被学者发现,从而进入学术领域。       

《大金喇嘛》碑第一次被发现,是在100多年前,这在学术界基本是公认的。然而在百年前何年何月?又是何人发现?目前国内已发表的文章中还未有谈及。我国著名的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研究《大金喇嘛》碑,在近几十年来比较有代表性。他在1978年撰写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题名考》一文中,也只是写到:“对于这一历史文物,研究清史的人是很重视的,例如1914年写成同年翻译成中文于1915年出版的日本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都著录了此碑。”(2)我省学者李勤璞(3),从宗教学和语文学角度研究《大金喇嘛》碑多年,他在1995年《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研究》一文中,谈到:“此碑向存于辽阳,但几经星霜,字迹难于辨认,本世纪以来汉语碑文录文不止一种,但错误迭出,因此早期拓本十分重要。”(4)我市学界近些年来研究《大金喇嘛》碑的文章也不少,而以杨铸先生(5)的《辽阳后金三碑的史学价值》一文最有代表性。他在文中也写到:“这块碑的发现年代较早;写于1914年,同年被译成中文于1915年(民国四年)出版的日本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就提到了这块碑,可见这块碑最迟也是清末发现的。”(6

根据笔者的研究,关于《大金喇嘛》碑在学术上第一次被发现,确实是在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而且也确实与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有着密切的关系。光绪三十三年(1907、日本明治四十年),有一个后来闻名世界的日本历史大师内藤湖南(1866——1934),又名内滕虎次郎(7),来到我国东北奉天省访问、考察。伴随左右的有他的学生稻叶君山(1876——1940),又名稻叶岩吉,稻叶君山后来也成为著名的清史学家(8)。他们师生是当年7月来到我国东北奉天省,先后访问考察了陪都盛京、辽阳州、开原县和铁岭县。当他们来到辽阳州时,已经到了冬季。稻叶君山后来回忆时是这样写的:“拓遼陽剌麻墳碑而碑面沃水凍結斑駁成龜文燃膏粱火之凍解乃得施墨凡此事跡今猶曆曆在心目中也”(9)。关于引文有三点需要说明:其一,原文为繁体字无逗句,为保证不出歧义,仍保持原样;其二,“剌麻”同“喇嘛”,同音同义;其三,“遼陽剌麻墳碑”所指何处?查对了稻叶君山的有关著作,确认就是辽阳城南喇嘛园的大金喇嘛法师——斡禄打儿罕囊素的塔碑,即本文所论及的《大金喇嘛》碑。简而言之:《大金喇嘛》碑第一次被学者发现,从而进入学术领域,是在百年前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天,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稻叶君山等发现的。

《大金喇嘛》碑第二次被发现,是距第一次发现26年后的1933年,即民国二十一年,发现者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东北历史研究的奠基者金毓黻。金毓黻(18871962),字静庵,号千华山民,清辽阳州后八家子村人(现为辽阳市辖灯塔市单庄子乡后八家子村)。北大毕业后,他一直在奉天、吉林等地从政,兼治东北史。他早就知道家乡辽阳有清前后金时期的《大金喇嘛》碑,但1927年才从家乡友人口中得知,《大金喇嘛》碑就在辽阳城南喇嘛园。至于金老回家乡辽阳亲访城南喇嘛园,勘验《大金喇嘛》碑,则是19331月(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的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余向闻有此碑,亦未之见,故特访之。今日北风甚历,砭人肌肤,贾勇前往,亦可纪也。”(10

《大金喇嘛》碑第三次被发现,发现者为辽阳博物馆副馆长邹宝库老先生。早在1966年,辽阳城南喇嘛园的喇嘛塔塔毁碑倒,邹老先生把《大金喇嘛》碑运到市文物保管所保管起来。当时他并未意识到:就是他这次恪尽职守的行动,却为清史研究和红学研究保存了珍贵无比的历史物证。197711月,邹宝库先生在整理碑石时,又意外地发现这通碑的碑阴有曹振彦题名。他把这个发现通报给北京的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经过冯其庸先生来辽亲自查验碑文和研究分析,最后确认:确实是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的题名。(11)此时距1907年第一次发现已有70年的历史,距第二次发现也有44年。

然而,百年来《大金喇嘛》碑三次被发现,却有着不同的境遇。光绪三十三年(1907),《大金喇嘛》碑第一次被日本学者发现并捶拓时,国人还昏噩不知。致使《大金喇嘛》碑被抄录、拍照、锤拓,珍贵的历史文献内容早早就流入外人之手(12)。

《大金喇嘛》碑于1933年被第二次发现,正处于我国东北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时,金毓黻也在被日本人严密的监视中。《大金喇嘛》碑的再次发现,应该是国人在学术意义上的首次发现。可是金老身处逆境,正抓紧时间完成《渤海国志长编》、《奉天通志》、《辽海丛书》等东北文献,随时准备逃脱日本侵略者的樊篱,则无遐顾及和深入研究《大金喇嘛》碑,而仅仅记载在自己的日记之中(13)。

《大金喇嘛》碑1977年第三次被发现,根本原因是得益于红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我省文博专家曹汛于1979年撰文指出:“天聪四年《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有教官曹振彦题名,是一件有关曹雪芹家世的重要碑刻史料。《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文虽然早经著录,碑阴题名也早有人一一过录,但是这一重要事实却是近年才发现”(14)。《大金喇嘛》碑因有曹振彦题名而再次被发现,在辽阳市、在辽宁省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巨大轰动效应。曾数载,全国红学专家云集古城辽阳,举行研讨会,观瞻碑石(15)。《大金喇嘛》碑碑石虽小,却和高耸入云的白塔一样成为古城辽阳的标志性建筑,不仅碑价百倍,而且珍贵无比,成为全市人民的骄傲。1985年,辽阳市成立博物馆后,把《大金喇嘛》碑单独安放在碑廊园中央的亭子内,并用玻璃罩罩上,供世人观赏和学术研究。(16

 

《大金喇嘛》碑在百年中三次被发现,前两次都仅仅停留在少数清史学家的著作之中,只有第三次发现才真正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不仅成为红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甚至还成为辽阳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平心而论,这对于辽阳人来说,既是历史的遗憾,又是历史惠泽之偏得。说是历史的遗憾:除金毓黻等个别人外,辽阳人世代更替守着《大金喇嘛》碑350多年(16301977),对《大金喇嘛》碑是司空见惯,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1966年,还险遭毁坏。而谓之历史惠泽之偏得:则是因为历史再次选中了辽阳。遍及全世界的红学研究的热潮,促使辽阳人重新发现了《大金喇嘛》碑,《大金喇嘛》碑的发现又推动了古城辽阳的红学研究,并形成了不小的浪潮。

辽阳的历史研究者,在这突然涌来的红学浪朝中,也开始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大金喇嘛》碑。更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在辽阳,《大金喇嘛》碑已从红学研究者和历史研究者的笔下,走进大众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了解、认知《大金喇嘛》碑,并为《大金喇嘛》碑而津津乐道。毫不夸张的说:是《大金喇嘛》碑使人们更加认识和了解辽阳,辽阳逐渐闻名全国乃至全世界,其中《大金喇嘛》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980年,来自世界各国的80多位红学家,在美国召开了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会上展出了《大金喇嘛》碑等“辽阳三碑”的拓片,冯其庸先生在大会宣讲论文中,还重点介绍了的《大金喇嘛》碑的内容及相关研究。70多年前,来自东洋的日本学者发现了《大金喇嘛》碑,并在其著名的《清朝全史》中全文刊载了碑阳全文,向全世界进行宣传。70多年后在西洋的美国,《大金喇嘛》碑又引起世界各国的学者关注。这也正是应验了著名历史学家李治亭的一个论断:“辽阳积千百年来的文化底蕴,是关东任何城镇无法比拟的。虽然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却较长地保持着文化的优势,仍处于不易动摇的文化中心地位。”(17

 

 二、《大金喇嘛》碑在清前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笔者在学习、研究《大金喇嘛》碑四年多的时间里,深深感到:《大金喇嘛》碑,在清前史研究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绝非为笔者的乡党情绪在作怪,乃据实而言,为更好地阐明笔者的观点,这里我们不仿从历史上最早的两部清史著作谈起。

(一)19144月,大清王朝刚刚垮台三年,一部日文《清朝全史》就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了。全书分上下两册,84章,58万字,自满洲部族起源,到宣统皇帝退位,是清灭亡后第一部完整的清史著作。此书的作者就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到我们辽阳考察,发现《大金喇嘛》碑的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其书一经面世,立刻受到中国学者的密切关注,19151月,由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但焘译订的中文版《清朝全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8

在《清朝全史》书中,稻叶君山三处例举、引证《大金喇嘛》碑和碑文,共有456字,足足一个页面的文字。对于一个历史碑石物证,如此采用和重视,这在断代史专著中是非常少见的。

第一,此书开篇的自序中就着重提到了《大金喇嘛》碑。稻叶君山回顾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到中国东北奉天省考察的往事,他认为虽然考察仅半年时间,但却使他增添了研究清史的乐趣和勇气。他特别回忆了在几个地方考察的情景:(1)在盛京宫殿抄录清官方文献,用7个字叙述;(2)在盛京黄寺观看清太宗皇太极穿过的甲胄,用11个字叙述;(3)在辽阳州城南喇嘛园勘察和锤拓《大金喇嘛》碑,用43个字叙述。(4)在开原县走访柳条边墙,用12个字叙述;(5)在铁岭县寻访李成梁看花楼,用12个字叙述;稻叶君山用85个字回忆了5件事,可是光叙述在辽阳勘察和锤拓《大金喇嘛》碑就用了43个字。不仅仅是简单的叙述,而且还具体描述了当时碑面冰冻的状况,甚至连如何拓碑的具体情景都写得很清楚(19)。一个外国学者,积十余星霜,修清史巨著,应该是惜字如金。由此可见,日本史学界对《大金喇嘛》碑是如何的重视。

 

第二,该书第八章 “喇嘛教始来”一节,详细介绍了《大金喇嘛》碑及其碑文内容(20)。对蒙古族进行怀柔和优待的政策,是大清帝国的基本国策,发展和利用喇嘛教正是贯彻这一基本国策重要手段,也是处理西藏问题的重要手段。可见喇嘛教问题在有清一代,特别是清前后金历史中的重要性。书中用一个页面的文字内容阐述这个问题,而且全篇仅仅引用了《大金喇嘛》碑作为唯一例证。不仅如此,难得可贵的是,还全文录用了《大金喇嘛》碑碑阳文字。在电子网络信息时代的今天,获得《大金喇嘛》碑的完整信息,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在一百多年前,清王朝灭亡才三年的时间里,所著清史就有如此翔实的史料,的的确确是非常的难得。正如200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再版此书时所言:《清朝全史》“所记的史料十分丰富,尤其是对历史细节的描述,更为他书所罕见”。(21

第三,该书在第十八章中,再次录用《大金喇嘛》碑为例证(22)。在清史研究中,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国号大金”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论题,有很多著作和论文谈及。虽然“国号大金”的结论趋于统一,但引证史料有所不同,有以文字史料为据,也有以历史物证为据。然而,笔者从未想到:在一百多年前对这个问题就已经基本解决,而且所采用的实物证据中,主要就是我们辽阳的《大金喇嘛》碑。

(二)如果说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出版,对我国史学界,是一个很大的震撼。那么1923年,我国清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新式清史——《清代通史》(上卷)面世,这对我国史学界则是一个更大的震撼。作者萧一山(23),时年仅22岁,北京大学三年级学生。萧一山中学时,就曾为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而义愤,并且慷慨陈词:“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于外人,真吾国学界之耻也!”( 24)于是发奋著《清代通史》。《清代通史》(上卷)由当时我国著名的学者梁启超(25)、朱希祖(26)、蒋百里(27)、李大钊(28)、李泰芬(29)、蒋梦麟(30)等人作序,真可谓惊世之作。1925年出版了《清代通史》(中卷),而全书杀青,上、中、下三卷联抉问世,竟在40年之后的1965年,更是近世学术界的一件奇闻逸事。(31

虽然萧一山以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为耻,但在学术上则是采取了客观的态度。尤其是对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所著录的辽阳《大金喇嘛》碑,同样给予充分的重视,亦作为自己著作中的重要论据。

第一,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第九节第一项“后金国号考”(32),亦用《大金喇嘛》碑,作为重要证据。文中,萧一山引用了稻叶君山书中的有关“辽阳之喇嘛坟”等历史物证,还肯定地说:“其言本诸事实”。并重申:“而抚近署书,喇嘛碑志,可为史证矣。”萧一山认为可以证明国号后金的两个历史物证,“喇嘛碑志”即《大金喇嘛》碑志,“抚近署书”为原盛京抚近门的门额署字。萧一山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考证研究了一些文字史料,但最有力的史料证据还是历史物证。在这个问题上,萧一山从学术研究的态度出发,不意气用事,完全赞同稻叶君山的观点,并两次提到《大金喇嘛》碑。

第二,萧一山《清代通史》的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第十三节第二项“喇嘛教之始来”(33),全文以例举《大金喇嘛》碑碑阳文字来论述。萧一山在这个问题的阐述上,也是完全采用了稻叶君山的观点及论述方法,一字不漏的引录了《大金喇嘛》碑碑阳全文。

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和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是清史研究的前驱之作,对我国百年来的清史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它们在论述清前史的过程中,又都把我们辽阳的《大金喇嘛》碑做为重要史料证据来采用。它们采用史料真实准确,论述严谨周延,至今史学界还一致认同,从没有提出异议。

(三)在稻叶君山和萧一山之后,《大金喇嘛》碑开始进入我国清史研究领域,作为清前史的重要史料,深为清史学家们所重视。

1914年,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两卷本);

1923年,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上卷)

 1931年,我国清史学科的奠基人孟森在北大讲授《满洲开国史》时,也引证《大金喇嘛》碑以证其“国号大金”(34);

1931年,金毓黻在日记中以《大金喇嘛》碑为据,论述了努尔哈赤建国“国号大金”问题(35);

1938年,【日】《东洋文化史大系清代之亚细亚》

1943年,【日】鸳渊一的《满洲碑文考》

1946年,郑天挺的《清史探微》(36);

1976年,罗福颐校录《满洲金石志》台北艺文印书馆;

1980年,陈登原的《国史旧闻》(四卷本)(37);

1980年,戴逸的《简明清史》(两卷本)(38);

1983年,阎崇年的《努尔哈赤传》(39);

1985年,孙文良、李治亭的《清太宗全传》(40);

1996年,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

1997年,冯其庸、杨立宪的《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1998年,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六卷本)(41);

2004年,袁闾琨等著《清代前史》(两卷本)(42);

2005年,杨铸的《秉烛话辽阳》

1914年到2009年的九十多年里,仅笔者所能查阅到的诸多清史著作,均著录了《大金喇嘛》碑,并以此为重要历史文物证据,来论证清前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由此可见,《大金喇嘛》碑在清前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笔者勿庸多言。

 

     三、《大金喇嘛》碑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

由于历史的沉淀,《大金喇嘛》碑的意义,早已超出墓葬碑石本身的含义。三百来年的清朝历史和辽阳辉煌的往昔,都赋予了《大金喇嘛》碑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清前史的研究中,更突显其非常重要的意义。其研究价值,不仅仅反映在历史研究和红学研究方面,而且涉及到后金的各个方面,因而具有多学科的综合性的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李勤璞研究员总结说:《大金喇嘛》碑“在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及语文学上极为珍贵。”(43)冯其庸先生以及辽阳的杨铸先生就有关方面也作了很好的研究和分析,笔者从中受到启发,进而初步综合分析如下几点:

第一,关于清前史研究方面:《大金喇嘛》碑是清前后金时期留下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大金喇嘛》碑是有清一代最早的“敕建碑”( 44),一是太祖努尔哈赤有遗命(45);二是为皇太极所敕建(46);三是誉称为“大金喇嘛法师”的碑(47);四是驸马佟养性钦差督理工程(48);五是“满洲圣人”达海撰写碑文(49);六是在当年后金的都城辽阳;这六点本身就决定了《大金喇嘛》碑的历史权威性和在清前史研究中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

在研究清前当年“大金国号”的问题中,虽然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和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中都曾例举了4个例证:“盛京城抚近门匾额”(50)、“大石桥娘娘庙碑”(51)、“辽阳喇嘛坟碑”(52)和“东京城匾额”(53)。但是我们必须清楚,那就是:四个例证如果分开,各自还可以作为证据;如果合在一起,那么“盛京城抚近门匾额”和“大石桥娘娘庙碑”只能被淘汰出局,结果是辽阳东京城扁额和喇嘛坟碑成为最有权威的例证。

1622年夏(壬戌年、天启二年、天命七年),后金建辽阳东京城竣工,城门八座,名称为“抚近、内治、德盛、天祐、怀远、外攘、福胜、地载”。迁都沈阳后,城门名称也移用到沈阳,即后来盛京城的八门名称。(54)今沈阳故宫博物院保存着“抚近门”等三块砖刻门额,制造年代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而且按天聪五年(1631)的门额原样所复制(55)。与现存于辽阳博物馆的“东京城门匾额”原物相比,稻叶君山、萧一山所考证的“盛京抚近门匾额”,已失去证明的效力。“大石桥娘娘庙碑”虽为皇太极敕建,但碑额并无 “敕建”二字,规格较低;立碑为天聪九年(1635),时间也比较晚,而且其碑文本身也没有更多文化内涵,(56)和我们辽阳的《大金喇嘛》碑根本无法相比。惟有我们辽阳的两个历史物证:一为东京城门匾额;二为《大金喇嘛》碑,具有绝对的历史真实性和权威性,历史文物证明效力严谨而有力,是其它任何所不可比拟的。杨铸先生对这个问题早有论述,他明确指出:“此碑是 ‘大金汗国’存在的最早物证,是后金史研究初步阶段最重要的实物档案之一。”(57

另外,有关《大金喇嘛》碑涉及的一些历史人物,如碑的主人——被努尔哈赤尊为“大金法师”的西藏大喇嘛斡禄打儿罕囊素、其师弟白喇嘛和明太仆寺少卿张春都值得深入研究(白喇嘛和张春亦葬在辽阳喇嘛园)。而且碑阳、碑阴题名者160 多人,其中很多都是清史有名的人物,都值得很好地研究。冯其庸先生从研究曹振彦的角度出发,对佟养性做了详尽的考证和分析,又对石廷柱、李思忠、金玉和、宁完我、金砺、祝世昌、吴守进、张大酋、李率泰等10人进行了初步考证;李勤璞研究员和杨铸两位先生对“满洲圣人”——碑文撰写者大海(即“达海”)也作了比较细致的研究。这些都给我们做出了典范,使我们对该碑所涉及历史人物的研究有一个明确的路子。

第二,关于红学研究方面:自从1957年河北丰润学者贾宜之先生第一个提出“曹雪芹祖籍辽阳说”以来(58),不断有新的文献资料发现,但历史实物证据却始终未见踪影。直到1977年,我们辽阳发现《大金喇嘛》碑,才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冯其庸指出:《大金喇嘛》碑“特别是题名中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的名字,它更是研究曹雪芹家世的极为珍贵的实物文献资料”(59)。发现《大金喇嘛》碑的意义还在于,就此开辟了红学研究考证的一条新的途径,即通过历史碑刻去考证。在《大金喇嘛》碑之后,陆续发现辽阳“玉皇庙碑”(60)、辽阳“东京弥陀寺碑”( 61),沈阳“长安寺碑”(62)、大同“镇城碑”(63),这一系列历史碑石的发现,把“曹雪芹祖籍辽阳说”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另外,就《大金喇嘛》碑文本身也成为红学中关于曹雪芹祖籍研究的一个课题。《大金喇嘛》碑碑阴题名“教官曹振彦”的“教官”刻字真伪问题,已成所曹雪芹祖籍研究所争论的焦点之一。

第三,关于军事研究方面:《大金喇嘛》碑有后金当时明朝降将总镇、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千总和教官等70多人题名,众多汉军将领官职序列齐全、对研究后金时期军事问题,是一个难得的史料。正如冯其庸指出那样:《大金喇嘛》碑“从研究当时明、金的战争史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64)笔者以为:诸如对当时后金军队的构成?明金战争俘获及招降的大部分明军将士归属?后金汉军形成和旧汉军的问题?当时汉军中官职序列、称呼问题?佟养性奉命统领汉军民的最初情况?当然还有一些,都可以通过《大金喇嘛》碑去研究。

第四,关于宗教研究方面:《大金喇嘛》碑的研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这已被清史研究的历史所充分证明。关于喇嘛教传入后金的研究,从清史研究一开始就步入正轨,这主要是因为稻叶君山和萧一山的率先研究,以及在他们的清史著作中著录了《大金喇嘛》碑碑文结果。他们的著作分别为我国清史研究之前和之初,而《大金喇嘛》碑亦为清朝最古老的敕建喇嘛碑,为后金创建初期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共同敕建的、誉为“大金法师”的敕建碑。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规格上看,都是记载清前后金时期喇嘛教最具有权威性的重要碑刻。而且,使得喇嘛教问题在清史研究一开始,就比较详尽、清晰、明了。我国清史研究从清灭亡算起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关于“喇嘛教”传入后金的结论,已成定论,清史学界一致公认。但有关斡禄打儿罕囊素大法师所代表的喇嘛教派在后金活动的详细情况;白喇嘛在后金和明朝议和的谈判斗争中的详细情况;白喇嘛在盛京三官庙(今沈阳故宫太庙前身)陪伴张春的详细情况;以及白喇嘛圆寂后,其门派结果如何?诸如此类问题,虽然笔者在《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历史探求》(65)一文中有所探求,但还不太详细,更有待于深入研究。

第五,关于满族文字研究方面:在满族文字中,有老满文和新满文之分,老满文又称为无圈点满文。老满文为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建州称王时创制的初始文字,到1632年后金皇太极命达海改革老满文为新满文,老满文仅使用了30多年。李勤璞研究员指出:《大金喇嘛》碑的二体碑文,“是清代最古的碑文”,“是清代最古老的敕建碑文”,“是清代唯一的无圈点满洲文碑文”(66)。互联网《百度百科—女真族文字》介绍说:“无圈点满文文献,有台北影印《满洲旧档》(1969)等等,碑文只有《大金喇嘛法师宝记》”。(67)这些都充分表明:辽阳《大金喇嘛》碑在满族文字研究中的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事实正是如此,早在20世纪初《大金喇嘛》碑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并以此为研究老满文的蓝本。和研究清史一样,在这方面,日本学者也是捷足先登,最为著名的是一个叫鸳渊一的学者。鸳渊一(1896—?),满洲史学家,日本史学大师内藤湖南的学生及女婿。鸳渊一在其岳父内藤湖南的指导下,对《大金喇嘛》碑阳的老满文极其重视并进行深入的研究,于1926年发表了《辽阳喇嘛碑文的解说》一文。后来,他发现了自己文章中的一些错误,经过修改,以《辽阳喇嘛坟碑记》为题重新发表,并收入他1943年出版的《满洲碑记考》书中。1995年,我省年仅33岁的青年学者李勤璞,在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主办的《满语研究》发表了《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研究》一文。文中对碑阳老满文逐句进行翻译和解释,对鸳渊一的研究进行评述,对其错误的地方也进行了纠正。70年前,一个日本学者首先著文对《大金喇嘛》碑的老满文进行研究;70年后,一个中国的青年学者又对《大金喇嘛》碑的老满文进行再研究并对日本学者研究的错误进行指正。由此可见,我们辽阳的《大金喇嘛》碑,在研究老满文方面所具有的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第六,孔有德等三人补刻题名(68)的意义:说来也许是笑谈,几百年前的恶做剧,如今也谈什么意义?其实不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还真有谈论的必要。

其一,关于孔有德等三人补刻题名的问题,很有必要说清楚: 1928年版《辽阳县志》关于《大金喇嘛碑》有载:“天聪四年敕建宝塔钦差佟养性监工都阃孔有德总兵耿仲明尚可喜······皆预其事”(69),以后的《奉天通志》也如是说(70)。方志之误,可谓误人子弟,笔者学史之初,也险些陷入错误之中,好在还想起去查看原碑。20057月,笔者邀请夏来郁老先生,共同到辽阳博物馆碑林勘验《大金喇嘛》碑。初看时,碑阳孔有德等三人的题名,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从行文上下字义和字体刀法上来观察分析,即可看出端倪,夏来郁老先生和笔者一致认为:孔有德等三人的题名为后来补刻,碑阴亦有补刻的文字。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数百年前的恶作剧,还真容易让世人中招。身为辽阳人,著论撰文谈论《大金喇嘛》碑,哪有不亲自查验碑文之理?实际上,在清史研究中,对此早有定论。本文前面谈到的日本学者稻叶君山,他在《清朝全史》书中全文录用《大金喇嘛》碑阳文字时,对“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补刻文字,就已经删除(71)。虽然没有点明,但可充分证明,稻叶君山已确认是补刻的文字。1995年,李勤璞先生在《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研究》一文中也明确指出:“都元帅孔有德等三名,系补刻,与碑文无关。至于补刻年代,孔耿二氏天聪七年五月投降满洲,尚可喜天聪八年投降满洲,故补刻应是天聪八年以后之事,距立碑已四年以上。”(72)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至今还有人在这历史性的恶作剧面前屡屡中招。至于碑阴也有补刻人名的问题,已成为红学研究的问题,红学家多有论争,笔者无需多言。

其二,孔有德等三人率军投降后金,在当时堪称军事上的重大事件,对后金的意义非常之大,通过对《大金喇嘛》碑的研究,更可以加深理解和认识。在《大金喇嘛》碑上补刻名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纯属善意的恶作剧,孔有德等三人应该是知情的,或者干脆就是孔有德等三人的指使。恶作剧的发生反映出深层次的两个问题。一是孔有德等三人的军队在兵员数量、武器装备、战斗能力等方面都有相当可观的实力;二是皇太极对孔有德等三人率军投降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宽容。有这两个因素,使得孔有德等三人及其部下无比风光得意和骄横,于是才有了在大汗敕建碑上补刻名字的荒唐的善意的恶作剧。

以上诸条的简单罗列,只是笔者所想到的几个题目而已。尽管如此,却已经充分表明了《大金喇嘛》碑所承载的学术信息和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本身所具有的更为广泛的多种学科学术研究价值更值得我们重视。

笔者明知没有称为“国宝级”的文物,但在几年的研究中,与《大金喇嘛》碑的情结至深至切,内心早已把她作为“国宝”来珍视。当笔者从文博方面获悉,《大金喇嘛》碑仅仅为国家二级文物时,心情之复杂,真是难以名状?

 

    笔者赘言

    自从20085月《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历史探求》一文杀青后,总觉得言犹未尽,远远没有谈论到位。于是便想写一篇关于《大金喇嘛》碑的综合性的系统的历史评述文章,也为自己关于《大金喇嘛》碑的研究画上一个句号。然而,笔者老年触史,本来就是蹒跚学步,深入挖掘和研究之难,更可想而知。灯光下、电脑前,图书馆、旧书市,直至北京访书。《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历史述评》成文,虽系肤泛之论,总算有个大概的勾勒。对人们了解和认识辽阳的《大金喇嘛》碑,不知能否有所益处,还请诸方家见教。

 

  注释:

 

1)后金天聪四年(明崇祯三年、1630年),皇太极敕建于辽阳城南喇嘛园(今喇嘛园社区),现存辽阳博物馆。

65)见辽阳市乡土文化研究会主办的《乡土》杂志第193页 (2009年)。

 

 

200988日初稿

20111117日修订

 

 

本站说明:

         1、本文曾以《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相关研究》为题,刊载于《 沈阳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九辑(2010年)123页

         2、本文注释72条,其它略去,有需要者请留言联系

         3、本站欢迎留言,批评指正

                                                                                                                                                                          

  

正在读取文章的评论数据,请稍后...
正在加载文章评论的签写框,请稍后...
欢迎访问辽阳文史网
正在载入日历助手...
辽阳文史网 统计信息
正在载入统计信息...
辽阳文史网 分类列表
辽阳文史网 最新评论
正在载入最新评论...
正在载入最新留言...
正在载入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