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之情 为史以征-个人文苑-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桑梓之情 为史以征

于 2014/9/1 12:37:59 发表  个人文苑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编者按:本文为政协辽阳市委员会学习委员会与辽阳市乡土文化研究会联合出版的辽阳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我与乡土文化》一书之约稿,作者简述2004年——2014年十年时间学史的经历和体会。其中涉及到有关专家,如有不当之处,谅,望指正。
梁戈峰
 
我长期在市委机关工作,从没有接触过史学,然而临退休前我却迷上了辽阳历史研究。我虽然无法再进行规范的史学学习,却走过了边读书、边学习、边研究、边出成果的漫长的路程。特别是2006年,我加入辽阳市乡土文化研究会,从此我走进了一个有良好研究氛围、自我充分发展的空间。在研究会里,我结识了许多辽阳史学界的老先生,在他们热心支持和帮助下,我在辽阳史学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从2004年至今,10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我已近古稀之年,回首往事,不胜感慨……
 
 

一、一篇习作,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2005年1月3日,远在美国的大型综合性中文日报——《侨报》在头版发表了一条消息,题目是《曹雪芹祖籍辽阳添新证》,文中说:“有关曹雪芹的祖籍一直是红学专家和众多学者争论的话题。近日,中共辽宁省辽阳市委统战部工作人员梁戈峰在研读《千华山志》时,发现了不少关于曹雪芹的资料,从而为曹雪芹祖籍在辽阳又增加了新的证据。新华社2日报道说,梁戈峰列举道……”

 

 
《侨报》以上报道的是2004年的事,当年我57岁, 57岁在机关也就干到头了。尽管没有人在意我上班与否?我还是每天照常到部里,看书学习作笔记忙得不亦乐乎。我对辽阳历史非常感兴趣,对红学中的“曹雪芹祖籍辽阳说”也很关注。有一天,我到高中同学陈连友的办公室去坐坐。陈连友是市档案局局长,也在我们市委大院办公。他送我一部《千华山志》,这对我来说,可谓是如获至宝。这是辽阳学者刘伟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撰集的遗著,从未出版。2002年,辽阳市档案局整理付梓,由于资金不到位,2004年才出版面世。
 
面对案前的《千华山志》,我如饥似渴,十数日痴读,几经拍案叫绝,更是感叹不已。尤其叫我惊奇的是:志书中竟有似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表述。
 
面对先辈的遗著,作为家乡弟子莫不感到愧疚,顿时一股热流在心中激荡,充满了无限的使命感和巨大的勇气。我虽然不是红学研究者,却大胆研究起来,解剖、分析《千华山志》,扑捉千山文物信息,撰写文章。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研究、考证,写出了1.2万字的论文《读〈千华山志〉论千山曹寅——曹雪芹祖籍辽阳新证》。
 
57岁的我和年轻人一样,当时十分冲动,也很幼稚。开始以为,媒体还不抢着要我的稿子,结果却叫我大失所望。我联系一些有影响的报纸、杂志,大都无人搭理。还真有一家挺权威的杂志表示可以刊登,但是得作者自己拿编辑费。真是岂有此理,我一赌气,还不想登了。稿子放了一段,还是有点不甘心,大半年的心血不能白费,更不能辜负先辈的期望,于是就想起了我们辽阳的地方媒体。结果也大同小异,唯有《千山晚报》引起了注意。《千山晚报》一位叫来占军的年轻记者到部里采访了我,还拍了照。来记者还向我透露,领导挺重视,虽然文章不能登,但是关于我研究的情况要好好地报道一下。说话时,这已经是2004年12月21日下午,我想眼瞅到年根底了,就是能见报,也得过完年吧。可是没有想到,第二天就见报了。消息刊载很有特点,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大字标题《曹雪芹祖籍辽阳添新证》;正文却在A12辽阳版,整个报道足有小半个版面,头条新闻,大号黑体字通栏标题,格外醒目。另外还有两幅照片,一幅是刘伟华先生的《千华山志》稿本,一幅是我的研究照。可以说大气、醒目、图文并茂(详见《千山晚报》2004年12月22日1版和A12版)。一个硬挤进辽阳的鞍山市的小报,《千山晚报》的领导和编辑、记者们真是很有眼力,很有魄力。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2005年新年前后,报道我研究成果的消息,在新闻媒体中,接二连三地发表。有省内的、有外省的、有香港的、也有中央的,还有国外的。2005年新年简直成了我的新年,惊喜的心情,无以言表!
 
新华社的《新华网》刊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整点新闻)两次播发;
 
中央电视台(国家地理频道和历史频道)两次播发;
 
  中国新闻通讯社香港通讯社发通稿;
 
《人民政协报》刊发;
 
香港《文汇报》刊发;
 
香港《大公报》刊发;
 
美国《侨报》刊发;
 
《辽宁日报》记者专访,长篇报道;
 
《新浪网》、《搜狐网》、《雅虎网》、《中国经济网》、《中国国家地理网》、《中国旅游网》、《东北新闻网》、《大河网》(河南省网)、《兰州新闻网》、《四川在线》、《西藏之窗》……初步统计,有71家媒体、92次报道。
 
2005年新年伊始,我就成了机关同志们的关注焦点,就连不太熟悉的同志,见面也都关切地唠起此事。虽然我在市委多年,工作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都是囿于严格的首长负责制之中,听领导、服从领导居多,个人创新、自己做主极少。临近退休,已成元老级的人物,基本是自己领导自己,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这是我在工作期间,个人自主决定,个人学识、智慧、才能发挥最淋漓尽致的一次行动。所以,我的心情忒爽、忒高兴!当时我老伴还说一句让我忒感动的话:“是金子迟早要发光的”。记得当时市纪委下发"领导干部报告制度"文件,其中有一条“媒体宣传本人事迹,有无赞助及渠道”情况,我填上:“无赞助、无人情关系,靠个人水平和能力,研究考证撰稿半年之久,记者获悉,主动上门专访报道。”字里行间,显露出我很骄傲、自豪。我真正感受到自我发展、自我创造的自我价值的体现。但是自己心里明白:如此多的媒体进行报道,主要原因是取决于新闻性,论文写得并不算太好,充其量也只能算一篇习作而已。
 
然而,就是这篇习作所引发的一系列效应,在我即将退休时却转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天生乐观,虽然我没有退休前的失落和迷惘,但是我也考虑今后的人生道路。我和老伴身体还好、衣食无忧,如果不发生意外,起码还有15年精神旺盛时期。虽不是年富力强,也是老当益壮青春再现。冥冥中我找到了今后的归宿,晚年要专心研究辽阳历史,为家乡多做点事情。
 
 

二、退休前一年,我参加了乡土文化研究会

 

 
一个花甲老人,突然有一天要学习史学,似乎很荒唐。然而这是我经过反复考虑后的决定,虽然有些另类,但却实是一个老人对自己晚年理想、快乐、幸福的追求。
 
说也巧,2005年春的一天,我在机关得到一本名为《乡土》的刊物,主办方为辽阳市乡土文化研究会。素面装帧朴实无华,却有全国红学大家冯其庸题写的刊名;内容更是让人眼睛一亮,不同凡响,很有吸引力。一篇篇研究辽阳历史以及其他乡土文化的文章,新颖、实在、亲切感人,散发着诱人的乡土气息。很难想象,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今天,在我们辽阳市还有这样一本高品位、富有生气的刊物。杂志文章的作者中,夏来郁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老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市委宣传部理论处任处长,我是他手下的干事。我们一起工作两年时间,他对我的工作、学习、写作等各个方面帮助都很大。为了解乡土文化研究会的具体情况,我登门拜访了我的老处长。夏来郁老先生向我介绍:乡土文化研究会下有好几个分会,其中历史分会是个主要的分会。她几乎聚集了全市所有的历史工作者和爱好者,围绕着研究、挖掘辽阳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开展活动。夏来郁老先生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萌生了要参加乡土文化研究会的念头。

几个月后,还发生了更巧的一件事:2005年秋季的一天,我在市委机关走廊遇见了李奉生先生,李奉生先生是乡土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也是研究会的创始人。退休前他任市政协秘书长多年,我们非常熟悉。尽管李奉生先生年纪比我大,职务比我高,但是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我很敬重他。此时意外相遇,格外近乎,我们在办公室谈了很长时间。从此以后,每当他到市委,都要到我办公室坐一坐,一直到我退休。

2006年3月,我研究、撰写的处女作《读〈千华山志〉论千山曹寅——曹雪芹祖籍辽阳新证》一文,经李奉生先生推荐,被《乡土》杂志采用。《乡土》第8期以头条位置刊登,还加了编者按:“本文作者并非红学研究者,但他着眼于辽阳地方史料文献,经半年研究考证,终于撰就此文,并提出曹雪芹祖籍辽阳新证,受到《辽宁日报》、《千山晚报》专访报道,及内地、香港和海外70多家媒体的关注。”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公开发表与工作无关的论文。

2006年4月,我被批准为乡土文化研究会会员、理事。此时到我退休,还有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当月,我征得单位一把手的同意:可以在工作时间,参加乡土文化研究会的活动。
 
在夏来郁老先生和李奉生先生的极力举荐下,我加入了乡土文化研究会,这是我学史进程中的重要一步。由于迈出了这一步,我与辽阳史学许多方家实现了零距离的接触,有了更多机会从师学习,避免了临渊观鱼和独自闯荡,达到了加速学史的目的。
 
加入研究会后,我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尽管还没有退休,却已经实现软着陆,完成了个人工作的转移。2007年2月,我被委以研究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此时离我正式退休,还有4个月的时间。
 
都退休的人了,还什么“长”不“长”的?但是这也说明一个问题,我在人品、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上得到了研究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首肯。
 
 

三、在家人的支持下,我办起了《辽阳文史网》

 

      
      开始学史,电脑就成了我离不开好帮手。在网上博客的启发下,我突然想办个自己的博客——学习宣传辽阳历史的博客。我的想法得到老伴和儿子的支持,儿子比我还超前,他极力主张要把博客办成个人网站,要进行域名,网名叫《辽阳文史网》。个人网站好,域名每年也用不了几个钱,一旦进行了域名,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能搜索到。这些我都同意,可是在《辽阳文史网》这个网名上,我和老伴却觉得叫的太大了,明明是个人的,却冠名“辽阳”?儿子说我们太保守了,对新事物还没有认识上去。在儿子的再三鼓动和坚持下,我们也就听从他的意见。儿子有个叫李文的大学生朋友,帮我们做的网页,进行域名办手续,他一步一步地耐心教我如何如何进行后台管理……
 
不几天,我个人的网站——《辽阳文史网》就开通了。键盘一敲,网页就出来了,网站首页有白塔、有我的照片,有“网前赘语”;学习、宣传辽阳历史文化是主题,共有10个栏目:“个人文苑”、“辽海信息”、“文史广讯”、“知识天地”、“百家论坛”、“史海钩沉”、“佳作推荐”、“历史襄平”、“辽阳咏古”、“博客声音”。网络就是神奇,一个人就把辽阳的历史文化推向了全国、全世界。全世界所有懂得中文的人,不管他在地球哪个角落,都可以登陆我的《辽阳文史网》,了解辽阳的历史文化。这是2007年1月的事,我很自豪!自己又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从此,我每天早早起床,坐在电脑前开始了网站的管理工作,天天如此,虽然也挺辛苦,心里却很高兴。可是过不了几个月,我就高兴不起来了。我发现点击量急速增长,很显然不正常。查看一下,原来是有很多商家登陆,拿我的网站当群发广告平台了。网站刚刚开通,就受到商家的如此“青睐”,如今商家真是无孔不入,叫我哭笑不得。儿子还劝我收广告费,这回我没有听他的,通过网站后台管理措施,不仅删掉现有的广告,而且拒绝今后广告再登陆。这样一来,点击量恢复了正常,我也恢复了平静,再也不用因为点击量虚高而不安了。不仅广告不准登陆,与文史无关的内容一律不准登陆。虽有网友留言和评论,也要严加审核。
 
提到网站的点击量,说起来也不怕人笑话,刚开始一段时间,每天少得可怜,少时一二十次,多时也就四五十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上稿量逐渐增大,内容的不断丰富,登陆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几年,每天的点击量少者四五百次,多者上千,最多的一天是2011年5月2日,当天达到两千二百来次。从2007年1月我的《辽阳文史网》开通,截止到2014年 8月31日,个人发表有关辽阳历史研究的习作十多篇,转载文史文章及消息一千三百多篇,点击量已达九十一万六千多次。网站开通七年半时间,共计二千七百三十七天,平均每天三百二十次。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个人办的《辽阳文史网》,登陆浏览的人应该不算少了。可以说,我的《辽阳文史网》的影响和宣传效果,已经日益显现出来。网上点击汉字《辽阳文史网》,马上就能登陆浏览。在网上搜索有关“辽阳历史”等词汇,我的《辽阳文史网》都名列在前。江苏省盐城市有个建湖县,建湖县政协网站《建湖文史网》的“链接栏目”就把《辽阳文史网》列入其中。目前,不仅点击《辽阳文史网》,就能很快登陆浏览,就是点击我的名字——“梁戈峰”三个字,也能很快看到我撰写的研究文章以及宣传辽阳历史的一些内容。
 
网站开通以来,有不少网友留言,记得最早留言的是《辽阳日报》文化部的高红丽编辑,那是2007年初,网站刚刚开通不久。她编辑过有关我的稿件,对我退休后的情况比较熟悉。她登陆我的网站,并给予肯定,虽然就几个字,给我的鼓励却很大。明朝抗击后金的官员张春的后代、武汉网友张志高先生,他登陆看了我研究张春的文章,留言为先祖感到骄傲。不仅留了电话,还留了详细地址。一位本溪的网友,登陆《辽阳文史网》后,对辽阳历史文化赞不绝口,还表示要到辽阳来看看。当然,也有网友留言,对我的文章提出指正和批评。   
 
我办《辽阳文史网》,对我学史帮助很大。不仅扩展了学史的平台,还结交了一些外地的史学专家朋友,在学史以及研究上,得到他们的帮助。东北师大的一位研究生通过上网知道了我,专程来辽阳拜访我。几年来,我们在史学研究上互相帮助,成为了好朋友,我送他《乡土》杂志,他帮我查阅资料,还给我寄来他的著作。还有一个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通过登陆《辽阳文史网》,和我取得联系的。他是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红学专家,他对我研究《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文章很感兴趣,向我了解有关情况。他还把他最新研究撰写的红学文章发给我看,我们网上保持联系至今。
 
沈阳故宫博物院是我省清前史研究基地,担负着清前史研究的重要任务。2008年6月,故宫博物院院刊副主编王丽女士登陆了我的《辽阳文史网》,看到我研究的文章。她辗转联系到我,向我约稿。我把习作《清初辽阳府、县建立始末》通过电脑信箱发给她,也只是盛情难却,对发表并没有报太大希望。你还别说,几个月后,还真采用发表了。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装璜精美、起书脊的《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从文章质量到刊物印制质量,都是上乘。我的文章8000多字,只是文字略有改动,全文刊登。当然了,特约稿嘛,稿费也是不少的。钱,我倒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文章的发表。学史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在省级学术研究刊物上发表文章。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既没花钱(没拿编辑费),也没托人,还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的,心里真是挺受感动的。特别是对于我一个老年学史者,在学史之初,能在《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发表文章,可以说是受到了莫大的支持和鼓舞,对促进我学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在老先生们的帮助下,我迈进史学的门槛

 

 

2006年我刚刚加入乡土文化研究会时,已经59岁,眼瞅就要退休了。在机关,我是老同志,在乡土文化研究会里,我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小字辈。当时,研究会里年近古稀老同志居多,还有几位已近耄耋之年的老先生。这些老先生们为弘扬辽阳历史文化,把晚霞的光辉洒向家乡大地,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很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在这些老先生们的感染下,我仿佛年轻了许多,学史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几位史学精深的老先生的热心帮助下,我在史学修养和基础知识、研究方法、论文写作等各方面都学到了很多东西,从而也大大加快了我学史的进程。
 
前文提到,夏来郁老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我的领导,在写作上对我帮助很大。20多年后我们又在同一个研究会,他虽然不再是我的领导,但他依旧是我的“老师”。有时间我就到他家坐坐,请他给我看看稿子,在文章结构和文字等方面,我特别想听听他的意见。有一年夏天,我到辽阳博物馆查看《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还特意请夏来郁老先生帮我辨认和断句。正好赶上下雨,夏来郁老先生和我逐字查看碑文,足忙了小半天。在史学上,研究明白了,不等于能写明白和让别人看明白。语言文字功夫、修辞能力、写作技巧和论述方法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夏来郁老先生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研究会历史分会会长杨铸老先生,离休前曾担任过市档案局局长和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他研究辽阳历史多年,辽阳史学造诣很深。虽然我们都在市委宿舍大院住,但是没有交往,也并不熟悉。我正式与杨铸老先生相识,是通过夏来郁老先生介绍的。加入研究会以后,和杨铸老先生接触多了,也经常到他家请教辽阳历史问题。杨铸老先生对我学史非常关心,把他珍藏多年的书籍借我拿回家去看,而且不限时间。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杨铸老先生得到流僧函可的《千山诗集》不久,就借给了我,并准许我复印。就是这本《千山诗集》所反映的史料,使我得以研究、撰写了好几篇文章。
戴鸿义老先生是李奉生副会长的老师,也是我敬佩的一位老先生。他毕业于东北师大历史系,在辽阳教过中学,后受聘于内蒙某大学任历史系教授,退休后回到家乡辽阳。入会不久,我就去拜访过他,那是陪同李奉生副会长到他家送《乡土》杂志。当我一踏进他的家门,却惊呆了:老式楼房的两居室,连一个沙发都没有,却有几个摆满书籍大书柜;老先生在撰写论文,床上躺着有病的老伴……真难想象,这是一个大学老教授退休后的生活?
 
回来的路上,李奉生副会长告诉我,戴老师年纪大、退休早,待遇不高。为了不拖累孩子,他不但要料理家务、伺候好老伴,而且还积极参加会上的活动,研究、撰写辽阳历史文章。后来,我也多次去戴老先生家,向他请教史学学术上的一些问题。戴鸿义老先生是我学习和请教的第一位大学历史教授,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我学到很多历史专业知识,对自己后来专门研究辽阳清史问题作用很大。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工作时,曾参加过教育口的一个理论研讨会。会上认识了马振文老先生,他是我市有名的特级教师,在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任上退休。马振文老先生和戴鸿义老先生是校友,都是东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东北师大是名校,历史系更是全国有名。马振文老先生很早就参与了研究会的工作,可是我们更多接触还是在近几年。2009年,有一天他到办公室向我询问:《乡土》能否登不同意见的稿件?原来他写一篇王尔烈研究文章,把传说和历史分开,恢复了历史上真实的王尔烈。他的谈话引经起了我的共鸣,虽然我代表不了编辑部,但是我却表示了个人对他的赞同意见。还有一次,他对我的文章观点提出商榷意见,他的坦诚、他的学识、他的求实精神,使我心服口服。他正在研究、撰写辽阳清史,已经写了五六十万字,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知道我是初学史者,但还是非常愿意和我探讨问题,我当然求之不得,因为每次谈话都相当上了一堂历史专业课。为帮助我深入了解辽阳历史人物,他还把他参与编写的《辽海历史名人传》一书赠送给我……我很庆幸,我遇到了一位历史功底深厚、学识渊博、治史严谨、原则性强的好老师。
 
邹宝库老先生是我们辽阳的文博专家,辽阳很多重要文物,都是他发现或经他手发掘的。近几年,我对《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和东京城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曾多次向邹宝库老先生请教。邹宝库老先生帮助我弄清了许多细节问题,使我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特别让我记忆深刻的是:2011年新年刚过,邹宝库老先生又来到我们研究会办公室,也就是在这次晤谈中,他向我讲述了发现东京城石门额的详细经过。邹宝库老先生和这几块石门额感情很深,他对史学界关于东京城城门名称的的错误转载非常气愤,他支持我、鼓励我,希望我作好这篇文章。作为一个后来者——辽阳历史研究爱好者,深为这位耄耋老人的文物情结所感动,从而更加增强了勇气和信心。如今研究已见成果,我向邹宝库老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有研究会这样的宽松自由的好环境,有这些史学鼎甲辽阳的好老师,我如鱼得水。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这些老先生们长期密切接触,在他们的热心指教和帮助下,我进步很快。我不仅仅是学到了一些史学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这些老先生的史德和实事求是、治史严谨的好学风,这也是我学史中的最大收获。总之,在这些老先生帮助下,我终于迈进了史学的门槛,踏进史学研究这神圣的殿堂。
 
 

五、为了学史,我努力读书

 

 
我没有认真研究过,一个老年人学史,应该怎样去做?但我个人体会:最主要的就是要多读书。通过读书,学会史学学科诸多知识;通过读书,掌握更多历史知识和获取更多的史料。
 
十年来,我通过购书、借书、图书馆阅读三个途径,读了大量的有关历史方面的书籍。购书,一是到书店购书,二是去旧书市淘书。过去我们辽阳四道街文化市场名气很大,旧书也很多。大礼拜休息时,我常去,也淘了不少书。另外我每年都去沈阳几次,除了到书城、古旧书店,还要去鲁园和怀远门文化市场。有一次在沈阳科学宫书市,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五史》,一整套才要700元,真是很便宜。可是我已经买了不少书,剩余钱不够,真是后悔死了。

退休后,我和老伴也到处走走,每到一地,买书是一项重要内容。在北京,大的书店很多,我最爱去琉璃厂“中国书店”,那里有关历史方面的书籍不但多,而且很全面。在北京,文化市场旧书市多,如潘家园全国有名,还有护国寺、五道口、八宝山等几个旧书市我都去过多次。在北京,为买书而四处奔波,买了不少书,也出过笑话。一次,我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花了120元钱买了一套书。回辽阳后,在四道街旧书市也看到这套书,品相也不错,才要50元。2009年,我和老伴第二次上北京回来,光书就占了半旅行箱。有一年,我和老伴去承德,在夜市还买到几本旧书,有一本碑志,还真帮了我大忙。去古都西安,文化市场找着了,就是没有旧书摊。中国第一古都,竟没有卖旧书的,我还觉得挺奇怪,为此还让老伴数叨一阵子。

就读书而言,“买书不如借书”。借书看,是既经济又实用。可我是个面子矮的人,总不好意义去麻烦人家。为了学史,没有办法,也只得硬着头皮去借书。如前文说到的,杨铸老先生借我书看,都是东北史学经典,市面上是买不到的。我深知,书家爱书如命。对杨铸老先生的这份情谊,我非常珍惜。不仅要爱护书,妥善保管,从不转借他人;还要在台历上记好借、还日期,抓紧时间阅读。借书看,本身就有紧迫感,有时一看就是一天,说夜以继日也不假。老伴担心我的身体,经常嘟囔。我还得应付一下,当着老伴的面,起来活动活动。我一本一本地借回家去看,一本就要看上十天半拉月。看完一本及时还,再借一本继续看。每当家中有事耽误了看书,需要拖长时间,我都要电话说明一下。就这样,向杨铸老先生借书看,也有半年的时间。读书学史,我因借书而受益,真的很感谢杨铸老先生。
 
2008年4月,研究会民族宗教分会会长庄志学先生,来电告我:他得到一套新出版的《千山诗集校注》,书中附有《千山剩人和尚语录》。他知道我研究过千山剩人,特意告我,并答应我,他看完借我。庄志学先生任市民委副主任期间,我在市委统战部工作,工作经常互相配合,我们很合得来。和庄志学先生通电没几天,我就坐不住了,多次挂电话找他,还两次到他的书画室,终于把书借到手……
 
学史中遇到难处不少,其中历史年月日查找、对照、换算,让我很头疼。戴鸿义老先生知道我的难处,就把他珍藏了几十年的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借给我看。这是一本考史的重要的工具书,上世纪二十年代面世以来,为我国学史、考史者以极大的便利。对我这个老年学史者,更是十分珍贵,难得一见。戴鸿义老先生能拿出来,借我看,还通过电话进行指教,帮助我学会使用,真是让我很受感动。
 
光靠购书和借书很难满足学史需要,我又把注意力放在图书馆,辽阳市图书馆、鞍山市图书馆、还有省图书馆我都去过。当然了,要查阅史料,还是到省图书馆。然而路远车不应时,早4点多钟起床,到省图书馆就10点多了,人家还要午休,下午我还要赶车回辽阳。一天忙的够呛,查阅书也没有多少时间。
 
正巧,2008年秋,我二妹邀请我们老两口去北京玩,我外甥女在北京工作,住房挺宽敞。到省里,不如到北京,去北京查阅书,在中国也就算查到头了。为了学史,又是到亲外甥女家,我也顾不得客气了。2008年、2009年和2011年,我连续三年到北京。三次进京,我去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国家图书馆方志馆、首都图书馆。由于我外甥女家住北京西三环南路,而首都图书馆在东三环南路,乘公交车直达不用换车,交通方便快捷,所以我到首都图书馆查阅书的次数比较多。而且首都图书馆也是历史悠久,其前身为1913年创建的京师图书馆分馆,民国版的书多,古籍善本也很多。但是查阅手续要求挺严,必须有中级以上职称证明。好在我带有研究会的介绍信,他们认为我是市一级研究人员,具备查阅资格。2011年8月间,我在首都图书馆古籍阅览室一连查阅十多天,每天和上班一样,早8晚5。午休在馆外树荫下吃点干粮,对付一顿。虽然挺辛苦,但是心情很好,兴致也一直很高。阅览室管理人员对辽阳并不陌生,当知道我们研究会还有刊物——《乡土》时,还特意留下名字和地址,再三嘱托我邮寄给她们。在京期间,我通过图书馆查阅,看了不少书,有些是古籍善本,还有殿本,甚至是孤本,这些书是很难看到的。
 
十年来,我通过各种渠道阅读了很多书,光摘录笔记就有近百万字。不仅学习到很多专业知识,也发现、挖掘到很多有关辽阳清代的史料,为研究更多的辽阳清史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为史敬畏,如履薄冰

 

 
“为史敬畏,如履薄冰”,这是我学史的座右铭。实事求是地讲,十年的学史历程,我做到了。
 
在读书中,我发现一些著名的清史专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东京城城门名称的表述,彼此相左。更有甚者,有的表述和现存的石门额原件的署字相差甚远,风马牛不相及。东京城是清前后金时期的都城,在清前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东京城的重要地位到专家的错误表述,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尽管我为史初学,我还是决定要研究明白,解决这个历史问题。我在短时间内,把我能看到的有关东京城城门名称的志书和历史专著,重新认真查阅一遍。和现存的四块石门额相对照,结果问题找出来了:迄今为止,在人们常见的古今官志和清史专著中,关于东京城城门名称的表述,基本上都是错误的。明确点说是历史的误传!
 
找出了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功课只做了一半,还要解决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历史误传?问题的真正难点还在后面。我知难而进,下定决心,找资料、查证、考史,踏踏实实地研究下去。我认真研究了当年白永贞编纂《辽阳县志》的一些情况,从中发现蛛丝马迹,进而扩大追查线索。我从辽阳一直追到北京,从当代文献2003年版《辽阳市志》查起,一直追查到300多年前康熙年间的《辽阳州志》原本和《盛京通志》原本。从而找到了错误原因,彻底揭开了东京城城门名称误传了几百年的历史之谜,为正本清源,防止今后再出现误传,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我在读乾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时,发现辽阳人为相者,除蒋攸銛外,还有更为显赫者——其女为皇贵妃的乾隆朝大学士高斌。潜心研究了半年之久,撰文万言。但是在反复校阅时,发现主人公高斌有诗文集存世,而我并没有查到。我意识到,个人的研究有失偏颇,所撰文章也有重大缺憾。于是决定文章冻结,待诗文集查到后再做打算。终于有一天,我在北京查到了那本诗文集,这已经是二年后的事了。诗文集中有很多我没有掌握的史料,于是我全盘推翻了早已写好的文章,另起炉灶,重新构思,再撰新文。
 
像这样,一篇文章,反复推敲,一直修改了几年的事例还有。几年前我在研究一个课题时,发现了康熙皇帝的启蒙师保是辽阳人的线索。我决定进行研究,努力攻克这个难题。此次研究关系重大,不仅人物举足轻重,而且涉及康熙朝许多重大政事。此外,还要面对阎崇年、纪连海等明星学者的观点。这对于我这个历史研究爱好者来说,确实很难,压力真是很大。我慎之又慎,多方考证,广泛收集资料。研究、撰写反复推敲,多次修改,几易其稿。文章仅万余字,耗时竟达三年之久。三年多的时间,撰就一短文,可谓天下第一慢手。
 
 
关于我的这个研究成果,2013年还发生了一件挺遗憾的事儿。《千山晚报》要进行报道,为慎重起见,我会见了《千山晚报》在辽阳的负责人,就有关事宜,我们也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我坚持看报样的主张却没有实现,因为报纸最后编辑、定版在鞍山,辽阳编辑部是看不到报样的。报纸出刊后,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201371803版辽阳新闻版,整个报道,占大半个版面,大幅黑体字标题、刊头照片都很醒目,这都很好。问题出在报道开头的导语上,导语中竟有“关东才子王尔烈是嘉庆皇帝的老师”字样。记者完稿后,我看过,没有这句话,原来是该版的编辑特意加上的。“王尔烈是嘉庆皇帝的老师”是传说,不是历史。这一点,我在和《千山晚报》领导交谈中、在记者采访中都反复讲过,在我的文章中也特意提到了。該版编辑应该是好意,为了使报道开头就引人入胜,特意加上一笔。然而这一笔却是败笔,一篇很好的报道,就坏在这一笔上,真是弄巧成拙。报道中还在大字标题下以黑体字重点提示:“辽阳历史研究爱好者梁戈峰历时三年探究,首次对外提出该观点”。本来很郑重、严肃的史学报道,却被却搞成“戏说”了,让人啼笑皆非。报道误导群众,使“王尔烈是嘉庆皇帝的老师”的错误说法,在民间继续发酵。报道也会产生另一种误导情况,了解王尔烈历史的人,会连带认为报道是假的。面对史家,就更惨了,《千山晚报》和我,都会为史家所不齿。我很懊恼,个人名誉事小,硬把一个很重要的辽阳历史名人弄真成假……当我看见当事的小记者一脸无奈、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只好一声叹息,以“不如意事常八九”的万分遗憾的心情作罢。命运也是够作弄人的,对我来说,真是成也《千山晚报》,败也《千山晚报》!或许也没有那么严重,现今关心辽阳历史的人实在不是很多。
 
 
我还有个特性,从来不参加编写历史专著的工作。研究会领导对我很重视,几次让我参加编写辽阳历史专著的工作,都被我借故推辞了。原因有二,一是我虽然学史多年,但只是草根自学,至今学业未成,故难当大任。二是题目、内容都是临时确定,我平时没有研究,率尔操觚岂不成了南郭先生。虽然我学习辽阳历史,但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和具体目标。我专注研究辽阳清史,重点研究挖掘史家少论、鲜为人知的史事和人物。而对辽阳历史的其它方面,则很少关注,知之不多,或者根本不知。我不能自欺欺人、不懂装懂,更不能去做亵渎历史、误人子弟的事情。

      

      十年来,我把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学史上,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学史,比上班还辛苦。十年来,我考证研究完成了有关辽阳清史的一些新的课题,撰写论文十数篇。其中,《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约稿刊登2篇,有2篇在《辽阳日报》上发表,在我们研究会的《乡土》杂志也发了9篇,还有几篇仍然在反复修改之中。十年的时间,研究撰写的文章有点少,但我还是很满意,很有成就感。因为每篇文章都是新课题,在内容、观点和文字上都有一定分量。特别是近几年撰写的文章,更是精雕细琢。每一篇文章,我都反复推敲,在采用史料上,认真斟酌,结论更是异常慎重。我对自己的研究文章,要求非常苛刻,不求快,但求精,追求质量,甚至不惜时间。我研究撰写的文章,可能不是精品,但是必须得我自己满意。

      个人在退休之后,能有新的理想和追求,在学史的道路上向前努力奋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这和家里老伴、孩子以及亲属们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她们的支持,也就没有我学史的今天。

 
10年的时间,在人的一生中,并不算短,而对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则更是弥足珍贵。10年的学史之路,很不寻常,既艰辛又快乐。一个从未接触过史学的老人去学史,进而去挖掘、研究辽阳历史新课题,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然而一个人能在其晚年为家乡贡献微薄之力,为后人留下一些有用的文字,也不失为功德之举。最后用一句话来结尾,这就是:桑梓之情,为史以征
                           
                              
                          2014年6月1 日止笔
                          2014年8月31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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