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辽阳东京城的再研究-个人文苑-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关于辽阳东京城的再研究

于 2015/9/18 9:34:35 发表  个人文苑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梁戈峰

 
 辽阳东京城——清前后金第二个都城,天命七年(1622)建,经历三百八十多年的沧桑岁月,至今城址尚存。不仅为辽阳人所熟悉,也为国内外清史学家们所共知,堪为清前后金历史异常珍贵的原始物证。100多年来,国内外很多著名专家研究清前后金历史, 文必谈此事。我市学者亦更为关注,研究广泛深入,成果可观。笔者为史初学,步专家学者之后,择其鲜谈寡论者而研究,撰文为《关于东京城的再研究》。就此见笑,恳请各位不吝赐教,也不枉“研究”二字。
 
 一、城门署名之疑
2009年6月,笔者参观辽阳博物馆新馆,当看到新展出的东京城“天祐門”等四块石门额时,却惊呆了……。(笔者:展品为历史原件,以下或简称为“四块石门额”),几年前,曾写过东京城的短文,文中把“天祐门”错写成“天佑门”,而且还登在省对外宣传刊物《今日辽宁》杂志上。(1)虽然只是习作而已,但还是让笔者十分不安,因为都错到国外去了。留心观察,各种志书文献、清史专著叫法各异,故本文就此以“城门署名之疑”开篇。
(一)有关志书的记载
1、2003年《辽阳市志》(第五卷)载东京城:“城四面设八门,分别为称为抚近、内治、怀远、外攘、德胜、天佑、福胜、地载。”(2)
2、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辽海丛书》辑录有康熙二十年(1681)的《辽阳州志》(以下简称为丛书版《辽阳州志》),该志载:东京城 “城門八:東門二,一曰撫近、一曰内治;西門二,一曰懐逺、一曰外攘;南門二,一曰德勝、一曰天祐;北門二,一曰福勝、一曰地载。”(3)
3、民国二十三年(1934)《奉天通志》东京城:“城門八,東向者左曰迎陽,右曰韶陽;南向者左曰龍源,右曰大顺;西向者左曰大遼,右曰显德;北向者左曰懐逺,右曰安遠。”4
4、民国十七年(1928)的《辽阳县志》(以下简称“老《辽阳县志》”)载:东京城“門八,東左曰迎陽、右曰韶陽;南左曰龍源、右曰大顺;西左曰大遼、右曰显德;北左曰懐逺、右曰安遠……”
“右列(笔者:原书竖排版,所指即上文)東京各門,据盛京通志。考遼陽州志云:城門八,東門二,一曰撫近、一曰内治;西門二,一曰懐逺、一曰外攘;南門二,一曰德盛、一曰天祐;北門二,一曰福盛、一曰地载,號東东京。”
5、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盛京通志》载:东京城“城門八,与盛京同。東向者左曰迎陽、右曰韶陽;南向者左曰龍源、右曰大顺;西向者左曰大遼、右曰显德;北向者左曰懐逺、右曰安遠。”
(二)历史专家的表述
    1、金毓黻老在《静晤室日记》中有《清太祖建设东京城始末》短文,文中称:东京城“城門八:東向者,左曰迎陽,右曰韶陽;南向者,左曰龍源,右曰大顺;西向者,左曰大遼,右曰显德;北向者,左曰懐逺,右曰安遠。”6
2、阎崇年著《努尔哈赤传》:东京城“城门八:东向者左曰迎阳、右曰韶阳,南向者左曰龙源、右曰大顺,西向者左曰大辽、右曰显德,北向者左曰怀远、右曰安远。”7
    3、袁闾锟等著《清代前史》:东京城“……城门八座。东门左为迎阳,右为韶阴。南门左为龙源,右为大顺。西门左为大辽,右为显德。北门左为怀远,右为安远。”8
4、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支运亭先生撰有《论清前期皇宫建筑艺术风格和满族文化的发展趋势》一文,文中载东京城“有八门,东面:抚近、内治;西面:怀远、外攘;南面:德胜、天佑;北面:福盛、地载。”
(三)考古发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辽阳市东京陵乡新城村,也就是原东京城遗址,陆续发现了四块刻石。经辽宁省文物考古专家徐秉琨、徐应章、郭大顺等人鉴定:为原后金都城东京城的城门石额,属国家二级文物。其中三块汉文石额为“内治門、德盛門、天祐門”,(笔者:署字笔画与原件一致) 边款有 “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的字样,即天命七年五月(1622)——东京城竣工之时。还有一块满文石额为“抚近门”。四块石门额虽有破损,但基本完整,阳文刻字,棱角鲜明,笔画清晰。现收藏于辽阳博物馆陈列展出。
(四)笔者的观点
1、“四块石门额”在东京城城门名称的研究上,无可质疑地成为最权威的历史物证。它不仅是研究东京城城门名称的基石,更是鉴别一切文献和专著所载上述城门名称错误的标准。这个观点,亦同样适用于盛京沈阳城城门。
诚言,“四块石门额”,有三块是汉文署字,验证效力也只有八分之三,对有关东京城城门名称的表述,还不能完全证明其正确性。但据此鉴别出其错误性,却有绝对的把握。对清前后金的都城城门名称,能证明某文献和专著刊载错误,也实属不易,这也是辽阳考古和历史研究紧密结合的最新成果。
2、本文所列举的多种志书及多位专家的表述,与“四块石门额”相对照,除老《辽阳县志》第二种提法尚无法确定外,其它都是错误的。
(1)乾隆四十九年的《盛京通志》为乾隆皇帝钦定,亦为东北地区的总志,并编入《四库全书》,上世纪末再版,在史学界应用广、影响很大。然而所载东京城城门名称(具体如前页),和“四块石门额”相对照,却相差甚远。其实也错不了哪去,那是辽代东京辽阳城八个城门的署名。10虽然相隔七百来年,朝代不同,但同属辽阳地,同名“东京城”,城门署名相混淆亦情有可原。
(2)金毓黻老、闫崇年、袁闾琨三位老先生的表述,与乾隆四十九年的《盛京通志》刊载一样,当然也都是错误的。
(3)2003年《辽阳市志》(第五卷)、丛书版《辽阳州志》以及支运亭先生的表述,虽然与乾隆四十九年的《盛京通志》的表述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和“四块石门额”相对照,有个别字不符,同样可以认定是错误的。其他姑且不论,2003年《辽阳市志》(第五卷)表述的错误实属忒不应该。“四块石门额”早已发现多年,新修志书,却视而不见。作为一个市地级的专门修志机构,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真叫乡人汗颜。
(4)老《辽阳县志》的表述可谓特殊,有完全不同的俩种名称:首先表述的一种名称与乾隆四十九年的《盛京通志》的表述一样,无需多说,很显然是错误的,志中也作了说明:“右列东京各门,据盛京通志”。
紧接着又表述第二种名称,有“考辽阳州志云”之语,但是与丛书版《辽阳州志》明显不同,和2003年《辽阳市志》(第五卷)也不同;然而和“四块石门额”相对照,却完全相同。由于“四块石门额”的不完全性,这第二种名称正确与否还很很难断定。
让人费解的是:文中已有“惟州志成于康熙二十年,时距开国较近,自必确有可征。通志所载,殆系日后改定耳。”的说明, 但并未进一步明确或肯定两种名称正确与否?极易让人误解。笔者曾亲眼所见,有史学专家撰文同时引用两套名称的尴尬情况。
3、在人们常见的古今官志和清史专著中,关于东京城城门名称的表述,除去老《辽阳县志》的第二种提法,目前还无法断定外,其他都是错误的。
数百年来,原因何在?也许是历史的误传吧。至于历史上是如何误传的?正确的如何表述?待笔者日后再做进一步探究,彻底破解这误传几百年的不解之谜。
 
二、民间传说引发的学术之争
沈阳有“拆辽阳建沈阳”的民间传说,说的是:老罕王迁沈阳时决定仓促,只好将刚刚使用不久的都城(辽阳东京城)拆了移建沈阳。特别是故宫的大政殿,就是拆了东京城的八角金殿,运到沈阳重新修建的(13)。笔者学史亦晚,对辽阳历史掌故知之不多,更没有听到过努尔哈赤“拆辽阳建沈阳”的传说。然而,更让笔者意想不到的是,流传了几百年的民间传说,如今在沈阳却引发了一场清前史学术之争。
虽然是民间传说,但却与努尔哈赤迁都有关,所以得到历史学家们的格外关注,沈阳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研究館员支运亭先生对此研究比较有代表性。他提出了上述民间传说的更为神奇的另一版本:“辽阳东京城宫址俗称凤凰山,有一凤凰单腿直立于凤凰山上,立了一会儿就向沈阳方向飞去。经哨兵一路观察,最后落在沈阳。而凤凰山随之增高,因此说这里凤水不好,努尔哈赤就把建筑材料都运往了沈阳。”(14)传说归传说,支运亭先生在学术研究上还是非常严谨的。他不仅通过文献史料进行研究,还结合发掘东京城址的考古进行研究。根据文献记载,东京城宫殿已使用了琉璃砖瓦、饰件,但在遗址发掘中仅发现个别实物,并没有发现大批量遗物堆积。所以支运亭先生分析认为:“在当时烧造黄绿琉璃瓦极不容易的情况下,辽阳东京城皇宫的那些建筑材料,当悉数运往沈阳。”传说“虽不无附和之嫌,但对宫殿建筑材料的使用搬运当为真实之笔。”15
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研究館员,对这种观点不仅非常支持,而且还提出自己的更为具体的见解。他认为沈阳大政殿是二手房,是拆了东京城的八角金殿,运到沈阳重新组装的。16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志强先生却认为这民间传说,是真假参半。他认为,努尔哈赤早在迁都前一年,即后金天命九年(1624),就已经开始修建沈阳汗宫和八角殿,而此时辽阳东京城八角殿还在照常使用。后金天命十年三月初三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沈阳汗宫和八角殿,已经建完。传说中的拆东京城汗宫和八角金殿,去建沈阳汗宫和大正殿是假的。“但是,在迁都后东京城八角殿拆除后部分物料用以沈阳大政殿的维修用料储备则是可能的。”17其主要依据是《侯氏宗谱》,他说:“天命九年,在今海城的缸窑岭即有侯振举一家及其所属工匠受命烧制琉璃件、砖料,并运至沈阳起建汗宫和八角殿等建筑。”18
这里,张志强先生在确立一个观点体系:沈阳汗宫和八角殿是天命九年修建的。所以到天命十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时,汗宫和八角殿已经修建完毕。由此而得出结论:根本用不着“拆东京城八角金殿建沈阳大政殿”,所以说这个传说是真假参半。
佟悦先生认为:“1624年,东京城还没有建好。许多贝勒、大臣都还在忙着建自己的住所,努尔哈赤在没有下迁都命令之前,不可能在沈阳建造宫殿。”19 1625年(天命十年)三月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才开始建造宫殿。“从大政殿和十王亭的规模看,要用一年多时间建成有很大难度,可能是努尔哈赤急于迁都沈阳,再加上在沈阳建皇宫一时难以备齐原材料,所以他派人将辽阳已建好的东京城宫殿中的八角金殿拆掉,全部运到沈阳重新组装成了大政殿。”20
看来“拆辽阳建沈阳”的传说问题,不仅反映出沈阳汗宫和大政殿如何建筑之争,也反映出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时间之争、沈阳汗宫和大政殿的建筑时间之争。
笔者以为:
第一、努尔哈赤天命十年迁都仓促,事先没有准备,更不可能在一年前修建沈阳大政殿。据《清太祖武皇实录》记载:乙丑,天命十年“三月,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乃于初三日,出东京,宿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21《满文老档》记载:“三月初三,向沈阳迁移,于辰刻从东京启行,在其父、祖坟前供杭细稠,又在二衙门杀牛五头,烧了纸钱,遂去沈阳,于虎皮驿驻宿。”(22)通过以上引文,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在天命十年三月,努尔哈赤商议迁都时,军民还在东京城修建房屋,贝勒大臣们事先毫不知情,所以当场一致反对。当时后金政体是八和硕贝勒共治,况且迁移国都这样的头等大事,必须是八和硕贝勒共同议定。所以,在天命九年,又在诸贝勒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个人决定迁都,下令修建沈阳大政殿(八角殿)和汗王宫,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第二,天命九年,努尔哈赤迁祖陵来辽阳,不可能又决定迁都沈阳。天命九年四月,后金都城发生一件大事,努尔哈赤迁祖、父灵榇安葬于东京城近郊的阳鲁山,称东京陵;随同迁往辽阳的还有努尔哈赤的伯父、叔父及兄弟子侄十几位亲人的灵榇。(23)迁移大汗祖坟,这在当时对刚刚崛起的后金政权来说,就是定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况且还要大兴土木建造祖陵等十数墓园,军民劳役非比寻常。在这样的情况下,努尔哈赤怎么可能又决定迁都沈阳呢?另外在天命十年二月,也就是迁都的一月前,还为皇太极大办婚事,迎娶科尔沁部寨桑贝勒之女,即后来康熙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谥号孝庄文皇后)(24)    
 
 这些史料,都充分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天命十年,努尔哈赤迫于形势紧急,匆忙迁都。“天命九年就决定迁都沈阳,并开始修建沈阳大政殿(八角殿)”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另外《侯氏宗谱》可信度多少?不得而知;况且又语焉不详,很难为证。当然,《太祖实录》和《满文老档》亦有不实和篡改的可能。特别是《太祖实录》曾多次改动,到康乾时期,还在修改。但是此事则不然,因为还没有人,愿意编造事实,丑化自己的先祖,更何况是大清皇帝?
第三,迁都沈阳以后,东京城在史料中几近消声灭迹,其中蹊跷可见。清代最早的官志为《辽阳州志》和《盛京通志》,如前文,笔者仅查到丛书版《辽阳州志》和乾隆四十九年《盛京通志》。丛书版《辽阳州志》载:“东京宫殿,国初建在城内,今管理驿站章京守护。”乾隆四十九年的《盛京通志》载:“八角殿,天命七年建,在东京城内,基础尚存,今管理驿站守护。”以下双行小字:“谨案,东京宫殿,仅有殿基,余者莫考。”(25)由此看来,东京城及宫殿,很早就废弃了。康熙二十一年,康熙皇帝第二次东巡,回銮途中,驾幸辽阳。康熙帝在辽阳驻跸两日,按理康熙帝完全应该驾幸东京城,瞻仰国之旧都——先祖开创基业的地方。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康熙帝根本没有驾幸东京城。不仅如此,伴驾东巡的侍讲高士奇,在其《扈从东巡日录》中,对辽阳沿革介绍十分详细,连顺治十年建辽阳府都记载在内,就是没有讲辽阳建都之事。也提到了辽代故宫,就是不说东京城。(26)高士奇为何如此?对辽阳有偏见乎?所有这些疑问,都集中归结在“蹊跷”二字上。为什么这么蹊跷?笔者以为:也许是因为东京城琉璃砖瓦、饰件早年就已经拆运到沈阳,宫殿废弃,城已废弃。此时已是颓垣断壁,有碍观瞻宣传不宜吧?
第四,实际上不管东京城及宫殿实际破损情况如何,它们在天命十年迁都沈阳那天起就已经废弃了。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立即修建大政殿和汗宫,同时也抓紧改建沈阳城垣。改建沈阳城垣,将原来四个城门改成八个城门,八个城门的署名,就是移用东京城八个城门的署名。东京城连城门署名都没有了,这就等于宣布东京城的死刑,东京城已经废弃。同样道理,连城门名都挪用到沈阳城,当时还比较难以烧制的琉璃砖瓦、饰件,为什么不能拆运到沈阳修建汗宫和大政殿呢?
终上所述,笔者认为: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研究館员的观点是正确的。天命十年,努尔哈赤仓促迁都沈阳,东京城及宫殿随即废弃。为更快地建造八角金殿和汗宫,只好拆了东京城的八角金殿,到沈阳重新组装。不仅如此,还拆了其它宫殿的琉璃砖瓦、饰件,运到沈阳,去建筑汗宫。
当然,说把东京城城墙和宫殿全拆了,运去建盛京沈阳城和宫殿,也是不客观的,那是传说传大了。普通砖瓦沈阳皆可就地烧制,况且盛京沈阳城外还有七十二水泡子,为当年烧砖、烧瓦取土留下的土坑。
关于盛京沈阳宫殿的建造,还有一种说法:说盛京宫殿的琉璃砖瓦是从关内“偷运”来的。这不仅不符合客观实际,而且有些过于离奇。
 
三、在清前史研究中的意义
第一,在清前史研究中,东京城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辽阳东京城为后金都城仅四年,然而在后金崛起和发展的历史中却有着无比重要的作用。严格地说:东京城是后金立国后第一个真正意义的都城,东京城标志着后金的崛起——与大明天朝分庭抗礼的地方 “小朝廷”的建立。关于东京城在清史中更为广泛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意义,很多专家和学者已进行深入和广泛的研究。笔者不想扩大本文内涵,仅点题重申,就此略去。
第二,开展盛京沈阳城的研究离不开东京城。
在清前史研究中,对盛京沈阳城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对盛京沈阳城的研究,是离不开东京城的。这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之间建都时间先后的自然关系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
笔者在本文中,从事实本身的角度已经涉及到了,现简单概括如下:其一,东京城与盛京沈阳城有着继承的关系。先有东京城,后有盛京沈阳城,这是清前(后金)历史的常识性问题。透过这一现象,我们会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真正反应出实质性的继承的关系。东京城八座城门,不仅为中国都城传统的象征,也代表着满洲八旗的建制,盛京沈阳城改建,完全继承下来。另外,盛京早期的宫殿,也继承了东京城宫与殿分离的格局。其二,东京城和盛京沈阳城的同一性的关系。说是继承的关系,其中也包含发展的因素。而同一性的关系,则是说东京城和盛京沈阳城有完全一样的共同的事物。例如:盛京沈阳城门的数目和名称,和东京城完全一样;盛京沈阳大政殿,和东京城的大衙门——八角金殿完全一样;盛京沈阳早期宫殿的琉璃砖瓦和饰件样式和釉色,和东京城完全一样。
东京城和盛京沈阳城的这两个特殊的关系,早已被我省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所证实,笔者只是稍加概括而已。由此而言,或许也可以这样说,东京城是打开盛京沈阳城研究的钥匙,只有弄清楚东京城,才能更好地研究盛京沈阳城。事实情况正是如此,我省一些著名清前史专家,研究盛京沈阳城,都是从东京城开始。
第三,东京城城址和出土的石门额,是清前后金初期留下的珍贵文物,是进行清前史研究的不可多得历史实物教材和活的档案。在历史研究中,历史文献珍贵,相关历史文物更是难得。特别是在二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下,不仅要重视文献史料的研究,更要重视相关历史文物的研究。相关历史文物,不仅能验证文献史料的正确与否,而且还能补充文献史料的不足。清前历史研究比清入关后的历史研究难度更大,不仅文献史料少,能保存至今的历史文物更少。东京城城址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笔者:原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仅城垣四周轮廓依稀可见,尚有部分城墙心夯土及小段高位残存城墙,而且天祐门卷门完好,还发现了四块当年的石门额,为国家二级文物。据笔者所知,在清关外三都中,仅就城垣和城门本身而言,保存状况还应首推东京城。27历史学家们通过对东京城的研究,弄清了后金历史上的很多问题。假如没有东京城和石门额保存至今,盛京沈阳城的许多谜团,永远也不可能破解。再如,通过对东京城的研究,我们可以此断定:后金在都城建筑史上所发生的质的变化。特别是在城内发现的琉璃砖瓦、饰件,更是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八角殿”的存在,为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东京城宫殿建造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证据,同时也打开了研究盛京宫殿的新思路。不仅如此,也给清前史研究者提供了体验生活、直接和历史对话的最真实的历史现场,对后人学习、研究清前后金历史的意义更是非常之大。
第四,东京城是努尔哈赤天命建元国号大金的最权威的历史物证。
努尔哈赤1616年正式立国,建元天命,国号大金。这在今天看似常识性的问题,在清史研究过程中,却曾经使整个清史学界为之而纠结。清史学家们纠结的渊源,是因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俩的纠结而造成的。努尔哈赤1616年立国,建元天命,自称天命汗,但国号并没有正式明确,也没敢公开。而后几年随着对明朝开战的顺利进行,努尔哈赤逐渐明确、公开了 “大金”的国号,甚至称自己为“大金国皇帝”。他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把自己作为前代金朝的后继者,团结各部女真人,再创金朝的辉煌。但皇太极继位以后,却逐渐改变了其父的一些做法。他否认自己是金代的后裔,乃至将国号改为“清”。皇太极曾敕部下曰,今后一切人等,只许称我国满洲名,而不许称女真人和大金国号。同时还下令将过去文献中“大金国”字样,改为“满洲”国号。这里凸显出皇太极无比英明之处,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也有其重要意义。由于在后金历史中,存在这样一段曲折发展过程,清史研究界对后金最初国号问题,也经过一段模糊不清的认识过程。实际上,早在清朝灭亡的第三年1914年,有一位日本清史学家——稻叶君山,就已经揭开了这个谜底。他在列举证据中,还特别提出了东京城门匾额。他指出:“……东京城之扁额,今皆有大金国号之留焉。”(28)
笔者认为:稻叶君山先生说的完全正确。九十六年过去了,至今还保存在辽阳博物馆的东京城石门额,其“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的边款阳文,仍然十分清晰。在稻叶君山之后的1923年,22岁的北京大学学生萧一山做出了惊人之举,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清史巨著——《清代通史》29。书中再次论述了大金国号问题,并引用稻叶君山例举的东京城匾额,作为有力证据。自此以后,东京城及城门匾额,日趋被我国清史研究者所广泛重视,并作为重要史料所应用。(30)
  
 四、需要特别弄清的几个细节问题
在关于东京城的研究中,也有一些细微末节问题,被忽略。其实有些被忽略的,往往正是应该很好研究的问题。笔者此次研究,也一并提出来,向各位方家请教。
第一,东京城现存“天祐门”能否写成“天佑门”?
这是笔者长期纠结的一个问题,看是咬文嚼字,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研究问题。除去历史误传外,也有主观随意把“祐”写成“佑”字的情况。比较典型的如辽阳博物馆陈列展出的“天祐門”石额。在“天祐門”石额的下方,有一个说明牌,上书“后金东京城天佑门门额”。明明是“祐”字,偏要写成“佑”字,由此,可见一般。
查阅《说文解字》和《康熙字典》,“佑”与“祐”,是两个字,但字意相近、也有通用的意思。虽然它们之间没有简化的关系,但“佑”字确实比“祐”字简便,电脑打字更快捷,人们往往喜欢用“佑”字,而“祐”字却日趋少见。在对待东京城“天祐门”的书写问题上,这也许是一个原因吧。
退一步讲,即便是“祐”字可以写成“佑”字,别的可以,但就东京城门名称而言则是不可以。因为城门门额署字有其专属特性,笔画不能任何改动。这与现代人名字在法律规范应用时,要书写身份证名字一样,不能随意变动。就此请教夏来郁老先生,老先生认为:“天祐门”门石额原物尚在,当然要以原门额署字“天祐門”为准( 筆者:原件筆畫如此),特别是历史研究,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辽阳修复东京城天祐门,所复制的的门额,依照原样,署字“天祐門”。这是正确的,因为“修旧如旧”,忠实于历史。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没有在意,特别是在撰文时,更是忽略了这一客观事实,笔者也在其中。作为闫崇年那样的外乡人,错了也便罢了。然而作为辽阳人,撰写东京城的研究文章, 连“四块石门额”和现存的天祐门城楼都没有看上一眼,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第二,志书中本末倒置的提法,应该予以纠正。
乾隆四十九年的《盛京通志》介绍东京城城门名称时,有“城门八,与盛京同”的提法。36笔者经常查阅该志书,每次看到这几个字,都非常不爽。这绝非是个人情感问题,实是这种语言句式有违于历史事实之嫌。事实是先有东京城门名称,而然后才能有盛京沈阳城门名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先后和本末的继承关系,不能颠倒。形象点比喻,就如同母子、父子的关系一样。如引文,则给人以印象:是先有盛京沈阳城门名,后有东京城门名,这和事实正好相反。就好像说:父亲模样长得像儿子一样,叫人啼笑皆非。
辽阳先贤、东北历史研究的奠基者、历史学家金毓黻老先生,也有这样说法:“东京城八门之名,皆与沈阳城门名同……”37金毓黻老先生为什么也这样说?也许金毓黻老先生对东京城和盛京沈阳城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楚。
如此看来,历史文献的错误记载和金毓黻老的口誤,似乎还可以理解。而在今天,特别是东京城城址发现“四块石门额”以后,还这样说,就很不妥当了。更让笔者不解的是:清前史专家、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王佩环研究館员,在其著作《关外三都》中,他讲述东京城城址发现城门额的事,明确提出:沈阳城八门“皆缘自辽阳东京城八门的名称”。38为什么还说:东京城八门“与后来盛京沈阳城各门名称、方位均相同”?39
王佩环老先生研究东京城多年,也许是谈论问题的角度不同。不管角度如何,笔者以为:有意或無意貶低東京城在后金崛起、發展中作用和地位的表述,都是不妥的。關于此段內容,准确的表述應該是:“盛京沈阳城门八,名称与辽阳东京城城门同”!    
第三,既有辽阳东京城门额为证,何需盛京沈阳城门额?
前文谈到证明国号大金问题,实际上在证据采用上,也涉及到东京城和盛京沈阳城的关系问题。日本著名清史学家稻叶君山,在以东京城城门额为证据的同时,也提出盛京城抚近门门额为证,而且还列在东京城城门额之前,视为主要证据。稻叶君山说的明白:“太宗天聪年间,修筑之盛京城抚近门之扁额,今尚有大金字样,此太宗所不及涂抹者也。”40
金毓黻老在民国十三年也谈到大金国号证据问题,然而,他也是力主盛京沈阳城抚近门额。他在日记中写道:“奉天省城抚近门俗称大东。外瓮南北门内面之上,皆镌曰‘大金国天聪五年孟夏造’数字,一证也。”41
稻叶君山在他的《清朝全史》中,介绍了努尔哈赤于太子河右岸建新城——东京城,“是为第二之建都”。42他本人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还到过辽阳州考察,不知他是否到过东京城?43不管如何?他把盛京城抚近门额和东京城门额一起作为证据,而且还把盛京城抚近门额列前,做为主要的证据,这些都是不可理解的。
金毓黻老为何也提盛京城抚近门额?而对东京城门额却一字没提?这更是不可理解。
笔者以为:不管情况如何?总之,金毓黻老和稻叶君山的观点是不妥当的。他们只知道盛京城抚近门额有“大金国天聪五年孟夏造”(1631)的字样,岂不知东京城八座城门的门额都有“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1622)的边款,比盛京城抚近门门额整整早了十年之久。就是以东京城抚近门额为证,也比盛京城抚近门额给力,况且盛京城门名称还是从东京城城门挪用而来的,这里还有继承与被继承的父与子的关系呢?如此而言,“东京城门额”与“盛京城门额”,哪一个更有证明力?更权威呢?毋庸置疑,当然是东京城门额了。
退一步讲,清代以降,在东京城和盛京沈阳城的关系早已模糊的情况下,而以盛京沈阳城抚近门额为证,应该说还是正确的。
但在近几十年来,东京城和盛京沈阳城的历史研究已经比较清楚,盛京沈阳城抚近门额已经失去了历史证明力。况且东京城天祐门至今屹立;天祐门等四个城门的石门额依旧完好收藏。特别是当今沈阳城为旅游而新建的所谓“抚近门和怀远门”门楼,堪称作伪,已成为历史学家和文物学家们的伤心之地。所以笔者口出直言:既有辽阳东京城门额为证,何需盛京沈阳城门额?
第四,出土石门额所反映出的一些不引人注意的信息
1978年,辽阳市文物管理所副所长邹宝库先生,在东京城城里发现了一块“天祐門”石门额。1982年,邹老先生在东京城又发现三块石门额,分别为“德盛門”、“内治門”和满文“抚近门”。44“四块石门额”的发现,对研究东京城、研究盛京沈阳城、乃至研究清前后金历史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对此,本文已经谈了很多,现仅就石门额本身,再说上几句。
一是“四块石门额”,三大一小、两种颜色,均为普通石材。虽然阳刻楷书署名庄重大气,但选材颜色不一、大小不一,也反映出当年修建东京城,确实是因为战时状态,时间紧赶工程而将就材料。
二是“四块石门额”的发现,却道出了两个让人不可理解的事实:其一,虽然东京城八个城门的名称,移用到盛京沈阳城城门,但是东京城原有的石门额却原封没动。按理运往沈阳,也是极其容易的事情,但是却没有,叫人难以理解?其二,迁都沈阳后,改建的都城虽然没有辽阳城大,但比东京城大了许多。然而八个城门的门额,却是砖刻而成,从门额材质到整体效果,都远远不及东京城的石门额。45这个事实,也同样叫人难以理解?这两个问题,只好存疑,待以后有新的史料发现,而揭开谜底。
三是天祐門石额除了左上角缺损外,其它三个角,各有一个穿透性圆孔,直径分别为3厘米、3.5厘米和4 厘米。这和其它三块石门额明显不同,也反映出其天祐門石额所特有的信息。笔者以为,其圆孔,当为在城门上固定石额所用。从另外三块石额无圆孔的情况来看,天祐門石额至少在城门上安装两次以上。而石额的圆孔,应为在二次或多次安装时,工匠打钻而成。从凿孔安装石额的施工办法来看,只是简单安装石额,不像是全面维修城门。东京城被清(后金)官方废弃二百七十多年,也不知何时成为百姓聚居的村落?至于天祐門石额坠落或出现险情几次?又都在何时?何人凿孔安装?这些,均已成为不解之谜。
1934年5月13日,金毓黻老从辽阳城内去东京城,亲眼目睹了天祐门。他在日记中写道:东京城“其西南门名天祐门,其石额尚在,余已摄得一影。”46这就是说,不管天祐門石额重新安装过几次,1934年5月13日时,石额尚在城门之上。当时天祐门整体状况如何?石额如何安装?石额四角有无圆孔?金毓黻老都没有提到,更为遗憾的是他当时拍摄的照片已不知去向。1949年前拍摄的天祐门照片,笔者也见过几款,当年天祐门与现存状况大致相同(原旧砖茬卷门),但都没有石门额。有一点可以确定:1934年以后,天祐門石额,至少又坠地过一次,缺损的右上角,应为坠地时所损坏。或许是石门额坠地以后,石门额再也没有被安装上去,成了无门额的天祐门。时间久了,人们俗称新城(东京城)南门,至于“天祐門”的城门名称,早已被忘却了。直至1978年,天祐門石额被发现,天祐門的署名,才被人们所认知,并以此打开了东京城的历史研究之门。
第五,纠正有关东京城发现石门额的誤传
前文已谈过,在东京城内发现“四块石门额”,这本来很简单的事实,在史学界也有误传。笔者此次撰文发现,遂以如下文字,予以纠正。
其一,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館员王佩环先生,著有《关外三都》一书,书中详细介绍了东京城的情况。他对东京城八门名称的表述,就是从发现的石门额的分析而来。然而,关于石门额的数量,他却说错了:“曾在辽阳新城区内发现三块城门门额,其中两块汉文门额一曰德胜门,一曰天祐门,还有老满文门额一块,曰抚近门。”47一是门额少说了一块,本来发现四块,却说成三块,少了内治门门额。二是所说的“德胜门”门额的“胜”字不对,应为“德盛门”,至于字体简繁问题,就不细论了。
其二,原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志强先生,在其《盛京古城风貌》一书中,介绍辽阳发现东京城石门额,亦有错误。文载:“辽阳文管所的同志曾在东京城内发现过三块门额,其中汉文两块,老满文一块。汉文的两块,一块书写着德盛门,一块书写着天祐门。老满文的一块门额汉语释意为抚近门……。”48张先生这里也少说了一块——“内治门”石额,然而所说的三块石门额,却没有错字。
二位先生均为省著名史学家,所著亦为沈阳“清文化丛书”中的两本书,均为2004年8月出版,在沈阳及省内都有很大影响。笔者虽然不知道他们笔误的原因,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错了就必须纠正,以免继续误传下去。
第六,关于在东京城门额署字问题上较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历史学家、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志强先生著有《盛京古城风貌》一书,其中 “荣辱德盛门”一节的有关内容,使得笔者很受教育,借此转述如下:
盛京沈阳德盛门,俗称大南门,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期,曾发生一次日军改城门署名的事件。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日军打败俄军,占领沈阳。三月十五日下午两点,日军在总司令大山岩的带领下,在德盛门举行了所谓的“入城式”。有日本画家以此作巨幅油画,但德盛门的“盛”字,却被改为“胜”,成了“德胜门”,意寓日军胜利之门。至今,在日本一些美术馆的相关展品和书籍中,仍然还有“德胜门”的字样。两个强盗,在中国地盘上为抢劫中国的财物而争斗,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何谈胜利?为此,张志强先生怒而言之:“这‘胜’是德盛门的百年耻辱。”49
百年耻辱的警示,历史学家爱国主义情怀的启迪,笔者作为后来人亦不胜感慨。在盛京沈阳城德盛门门额署字问题上,必须严肃认真对待,必须较真。德盛门的“盛”字,也绝不能写成“胜”字,这绝不是简单的一个错字问题。由于盛京沈阳城城门名称是从我们辽阳东京城移用过去的,所以,东京城门额署字,也不能含糊,必须字字计较,直到每一笔划!
第七,关于对金毓黻老东京城提法的引用问题
笔者《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历史探求——读史偶得之三》一文50,曾指出金毓黻老等史学大家著作中的笔误问题,却受到了尖刻的批评51。笔者学史以来,虽然文有主见,但撰文谨慎,好请教他人。对辽阳史学的一些老先生们,历来都恭敬有加,更何况对那些闻名全国的史学大家呢?当时,也确实纠结了好一阵子,后来学习了金毓黻老的有关教导,方为释然。金毓黻老曾谈治史观点:“应就前人已成之绩再深求。凡历史上一问题,多数人以为解决者,实则并未彻底,尚有从容讨论之余地。吾人万不可过信前说,而因已成之绩,再事深求,有进一步之收获,即可突过前人。果无所获,再笃信其说未晚也。”52正是在金毓黻老的教导和鼓励下,本文对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进行深入的探讨,当然也应该包括金毓黻老的一些观点。
本文引用金毓黻老的4处提法,其中有3处提法错误或不妥。实际上,在东京城“四块石门额”发现之前,还不可能对东京城进行正确的研究,因为文献史料本身就有问题。更何况早在民国时期,人们对努尔哈赤建都东京城的事,就已经很模糊了。《东北名胜古迹轶闻》记载东京城,亦有“相传清初欲建都于此”53的模糊说法。由此可见,金毓黻老的提法错误和不妥,也是很正常的,这就是历史研究的局限性问题。而1934年金毓黻老的正确提法:东京城 “其西南门名天祐门……”54是他亲往东京城,亲眼所见城门额署字,当天日记所书,自然是千真万确。
作为后辈,指出金毓黻老当年提法的错误和不妥,正是遵照其教悔,继承其治史方法的表现。笔者以为,这里非但没有对先贤的非礼之说,反而还会以此告慰金毓黻老的在天之灵。
 
篇后话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收集史料和酝酿的时间较长,期间也不乏多次请教于邹宝库老先生。2011年新年刚过,邹宝库老先生又来到我们乡土文化研究会,也就是在这次唔谈中,他向我讲述了发现东京城石门额的详细经过。邹老先生和这几块石门额感情很深,侃侃而谈,几近忘情。他对史学界关于东京城城门名称的错误转载非常气愤,它支持我、鼓励我,希望我做好这篇文章!作为一个后来者——辽阳历史研究爱好者,深为这位耄耋老人的文物情结所感动,从而更加坚定了勇气和信心。半年多过去了,《关于东京城的再研究》草就成文。在本文杀青之时,作此告白,也对热心施教的邹宝库、夏来郁老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1年6月30日星期四初稿
                    2014年12月24日星期三修订

说明:

1、本文刊登在辽阳市乡土文化研究会会刊《乡土》2015年9月第3期,总第45期

2、本文注释54条,略去,如研究需要,可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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