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辽阳东京城城门名称误传的历史之谜-个人文苑-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破解辽阳东京城城门名称误传的历史之谜

于 2016/4/14 13:29:49 发表  个人文苑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梁戈峰


清史研究中有“关外三都”之说,即清朝在入主中原前,有三个都城。其中第二都城,为辽阳东京城(以下简称东京城)。东京城不仅在后金建都顺序上居中,而且在清前后金的崛起、发展过程中,也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清史学家在清前史的研究中,对东京城格外关注。然而人们却万万没有料到:东京城城门名称竟然误传数百年之久。在人们常见的古今官方志书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刊载正确。笔者在拙文《关于辽阳东京城的再研究》中做了一些探讨(以下简称为《再研究》)(1,但是对误传数百年的原因,并没有深入研究。《再研究》完稿后,笔者深为城门名称误传问题未解而遗憾。于是下定决心,集中时间、集中精力,研究、破解东京城城门名称误传之谜。还请诸位方家见阅,评头品足,予以赐教。

 

 一、   有关误传情况的分析

   

     东京城为清太祖努尔哈赤修建。1621年春(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率八旗劲旅,经过三天的激战,攻占明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东都司所在地——辽阳城,遂以辽阳城为都城。当年秋季,努尔哈赤在辽阳城东郊太子河畔又建新城,翌年夏竣工。新城命名东京,为区别辽阳老城,当时亦称新城。城虽小,但却有八门,既有中国都城形制的含义,又有八旗的象征。关于此事,清朝最早的官书《满文老档》虽有记载,但非常简略。对修建的具体情况,并没有说明,更没有记载城门的名称。清亡后,在百年多的清史研究中,关于东京城城门的名称竟然出现了多种版本。凡著文立说涉及东京城城门名称者,皆各行其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初,在辽阳市东京陵乡新城村,也就是原东京城遗址,陆续发现了四块刻石。经辽宁省文物专家徐秉琨、徐应章、郭大顺等人勘查鉴定,确认为后金都城东京城的城门石额原件,属国家二级文物。三块汉文石门额为“内治門、德盛門、天祐門”,一块满文石门额为“抚近门”。边款为“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吉□□□”,即天命七年五月,东京城竣工之时(笔者:涉及石门额署字及志书原文,字体简繁遵照原文,以下均同)。四块石门额虽有破损,但基本完好,阳刻文字,棱角分明,字体笔画完整清晰,现收藏于辽阳博物馆,陈列展出。(2(以下简称“四块石门额”)“四块石门额”的发现,应该说是对东京城城门名称的历史性颠覆。它明确无误地证明了一个事实:数百年来,东京城城门的名称纯属误传。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再研究》一文中,分析的已经很透彻了。笔者曾总结道:四块石门额“对有关东京城城门名称的表述,还不能完全证明其正确性,但据此鉴别出其错误性,却有绝对的把握。”(3)

      然而“四块石门额”的发现,并没有改变东京城城门名称误传的现状。“四块石门额”发现至今的30年间,无论是官方志书,还是私人著述,错误依旧。无论是史学专家,还是历史爱好者,以及其他学者文人,凡撰文涉及东京城城门名称者,基本上都属于历史误传的继续。从笔者目前的研究来看,误传情况大体有如下两种。

      一是张冠李戴,根本性错误。如拙文《再研究》所述:同乡老前辈、东北史研究的奠基者、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老,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阎崇年先生,还有我省学者袁闾琨先生等。他们均引用为:东京城“城门八,东向者,左曰迎阳,右曰韶阳;南向者,左曰龙源,右曰大顺;西向着,左曰大辽,右曰显德;北向者,左曰怀远,右曰安远;”(4和“四块石门额”一比即知,他们的引用都是错误的,而且和事实相差太远。笔者在拙文《再研究》中曾言: “其实也错不了哪去,那是辽代东京辽阳城八个城门的署名。虽然时代不同,相隔700来年,但同名东京城,同属辽阳地,城门名称相混淆亦情有可原。”(5)

      按理,诸位老先生不可能主观臆造,那错误引用的源头何在?据查,金毓黻老注明为《盛京通志》,具体哪个版本,不得而知?阎崇年先生标注为“乾隆《盛京通志》”,也是个含糊语;袁闾琨先生没有标明出处。就此,老《辽阳县志》(1928本)也载同样名称,并指明:“据盛京通志……盛京通志所载”,同样没有说明版本。就学术而言,以上均为不妥。考珍藏在清大内的乾隆四十九年本《盛京通志》,在清亡后,有两次刊行面世。规模较大的一次是在1997年,辽海出版社的影印本,总计印制了800套。还有一次是在1917年,据辽海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卷首影印说明介绍:“民国六年(1917)辽阳的袁金凯将其刊行”。具体情况不详,由于是袁金铠个人刊行,印数不会太大。以上三位老先生采用的错误引文,完全可能由此而出。无论乾隆四十九卷本《盛京通志》是否错误之源头,把追查目标放在《盛京通志》上,应该不会有错。

 二是个别错字,局部性错误.如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支运亭先生,撰文所引用东京城城门名称为“抚近、内治、怀远、外攘、德胜、天佑、福盛、地载”(6;再如著名的古都研究专家张轸老先生,在其巨著《中华古国古都》中,把辽阳列为中国788个古都的第69位。书中也介绍了东京城城门名称为:“抚近、内治、德盛、天佑、怀远、外攘、福胜、地载”7。二位专家的引用,和“四块石门额”一对照,马上就得出结论。支运亭先生的引用,至少有两处错误:“德胜”门应为德盛门,“天佑”门应为天祐门。张轸先生的引用,也有一处错误:“天佑”门的“佑”字错误,应为天祐门。至于其他专家、学者和历史爱好者,著文凡涉及东京城城门名称,有此问题的也比较普遍。笔者不才,2006年撰文贸然引用,错误亦然。结合笔者引用错误教训和其他一些错误情况,觉得应该是引用版本的错误造成的,否则为什么很多人都接二连三重蹈覆辙。考今《辽阳市志》2003年本亦有东京城条,记载城门名称为:“抚近、内治、怀远、外攘、德胜、天佑、福胜、地载。”和“四块石门额”对照:其中“德胜”门的“胜”字错误,应为德盛门;“天佑”门的“佑”字错误,应为天祐门(8。其它城门名称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仅德盛门和天祐门有错字,就足以证明《辽阳市志》2003年本的刊载亦为历史的误传。该志为近代以来辽阳最权威的官志,在“四块石门额”发现多年之后成书,竟然还出此错,实在遗憾。

除《辽阳市志》2003年本外,距离现在时间最近的东北史籍,当属《辽海丛书》。《辽海丛书》为辽阳先贤金毓黻主编、1933年至1936年分期出版,在东北史学界影响很大。其中辑录有康熙二十年纂修《辽阳州志》(以下称为:丛书版《辽阳州志》)。该志载:东京城“城門八:東門二,一曰撫近、一曰内治;西門二,一曰懷遠、一曰外攘;南門二,一曰德勝、一曰天祐;北門二,一曰福勝、一曰地载。”(9以“四块石门额”相对照,丛书版《辽阳州志》把德盛門写成德勝门,“勝”字错误。《辽阳州志》是清代辽阳历史上最早的官志,不管丛书版《辽阳州志》有否再生错误,把研究目标锁在《辽阳州志》上,总应该是正确的。

通过以上研究分析,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目前在引用东京城城门名称错误源头有二:一是张冠李戴,根本性错误,源头在《盛京通志》;二是个别错字,局部性错误,源头在《辽阳州志》。当然,这只是理论分析的结果,最后的结论,还要以事实为准。
 
 
  二、关于《辽阳州志》

     

 笔者在前文已经推断出:个别错字,局部性错误的源头,应该在《辽阳州志》。关于《辽阳州志》,我们只知道为康熙二十年(1681)纂修,是否刻印?有几个版本?都不得而知。早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修纂老《辽阳县志》之初,包括白永贞老在内的修纂编辑人员也只是听说,还没有人见到这本志书。当年的辽阳县县长王煜斌亦称:“乃辽阳图书馆藏书无多,明嘉靖间全辽志、清康熙间辽阳州志未有刊本。”(10 

按道理,当年修纂的《辽阳州志》,无论是否付印,都应该还有稿本存档。考辽阳清代档案曾两次毁于大火,一次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沙俄军队焚毁衙署,档案被毁;二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衙署失火,档案又一次被毁。两次失火的结果,致使光绪三十二年以前的档案留存极少。(11当然,也可能有其它原因,总之《辽阳州志》存档稿本,已无处找寻。尽管如此,最终还是得到了《辽阳州志》。白永贞在老《辽阳县志》序中说:“清康熙以前事迹,以全史三通、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辽阳州志为依据。”(12他们是怎样得到《辽阳州志》的呢?当年监修老《辽阳县志》的辽阳知县裴焕星,在序言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正在苦无依据之时,邑绅袁公洁珊,由都门抄来州志草稿一部,展阅係清康熙辛酉年刺史杨公莲蓬所编辑,迄今二百四十余年矣。”(13“邑绅袁公洁珊”,当指东北著名民国人物袁金凯。袁金凯字洁珊,辽阳城北山药铺村人(今辽阳市辖灯塔市万宝桥街道山岳堡村),时任奉天督军公署(即张作霖公署)秘书长,跟随张作霖主政北京,并兼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管委会第二副委员长,以清史馆协修名义主持《清史稿》刊发事宜。民国十五年(1926)夏,袁金凯因事离京回到家乡辽阳,和辽阳县署及士绅商议,推举担任过奉天省议会议长、代理省长、修纂过《辽阳乡土志》的东北名宿白永贞,主持修纂辽阳县志。袁金凯还应允担任采访员,负责在北京采访遗书,收集有关历史资料。同年秋,白永贞率修纂班子开始工作,进行资料收集和筛选。正当大家为资料太少而发愁时,袁金凯从北京邮来《辽阳州志》手抄本一部,解决了燃眉之急。袁金凯在北京是怎样得到《辽阳州志》的呢?老《辽阳县志》卷首“例言”中也做了说明:“辽阳有抄本州志得之北京图书馆”。(14)

    至于袁金凯当年在北京抄录《辽阳州志》的一些具体情况,10年后的1936年初夏(民国二十五年),金毓黻老有所披露。时金毓黻老主持编辑《辽海丛书》的工作即将结束,金毓黻老撰有《辽海丛书总目提要》,刊列丛书之末。其中对辑录的《辽阳州志》来源也予以说明:“此书未见刊本,今仅北平图书馆藏有写本,盖当日呈部之本也。辽阳袁氏囊自北平借抄得之,据此付印。”(15金毓黻老为白永贞的学生,1926年(民国十五年),白永贞修纂老《辽阳县志》时,他也是积极参与者。当时金毓黻老远在吉林,但是他担当采访员,“采访遗书,邮筒寄稿”倾力参与(16。正因为如此,金毓黻老对1926年袁金凯借阅、抄录《辽阳州志》的情况才非常了解。

认真研究分析上述史料,笔者得以启示如下:其一,康熙二十年(1681),《辽阳州志》修纂后并没有刻印,仅有当年呈部之稿本;民国十五年时,该稿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其二,民国十五年,开始修纂老《辽阳县志》时,所依据的《辽阳州志》,当为袁金凯在北京图书馆借阅的馆藏稿本所抄录的手抄本(以下简称为“袁金凯抄本”)。其三,金毓黻老主编的《辽海丛书》所辑录的《辽阳州志》——丛书版《辽阳州志》,同老《辽阳县志》所依据的《辽阳州志》是同一本,即袁金凯抄本。其四,为笔者撰写本文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进京调查。

2011年夏,笔者奔赴北京,深入调查考证。先去东三环的北京市的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后到北海的国家图书馆方志馆,均查未果。最后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查到了康熙二十年的《辽阳州志》。该志为稿本,卷首盖有“京师图书馆藏书印”字样的长方形印章。考:京师图书馆为国家图书馆前身,清宣统元年(1909)兴建,但一直没有对外开馆,辛亥革命后正式开馆,俗称“北京图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简称北平图书馆。民国十五年(1926),修纂老《辽阳县志》,袁金凯借阅《辽阳州志》抄录时,图书馆的名称还是“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北平图书馆,是二年以后的民国十七年(1928)的事。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金毓黻老主编《辽海丛书》撰写《辽海丛书总目提要》时,京师图书馆早已改名“北平图书馆”了。二者只是不同时间,名称叫法不同而已,与历史真实性无涉。

由此,笔者可以断定:这次在国家图书馆所查阅的《辽阳州志》稿本和80多年前,袁金凯在北京京师图书馆借阅、抄录的《辽阳州志》,是同一部志书,馆藏清稿本(笔者:清稿本,古籍版本术语,经著者修改校定的尚未刊印的书稿),而且是孤本(笔者:古籍版本术语,世所仅见的古籍)。该稿本卷之一“東京城”条载:“城門八。東門二:一曰撫近、一曰内治,西門二:一曰懷遠、一曰外攘,南門二:一曰德盛、一曰天祐,北門二:一曰福勝、一曰地载,號曰東京。”笔者抄录上述引文时,非常谨慎小心。为防止抄录出现差错,笔者逐字逐句反复校对多遍,最终确定与原稿本一致无误。
尽管史家普遍认为《辽阳州志》修纂匆忙、简陋、多摘录(17,但笔者还是认为其刊载的东京城城门名称不会有错。因为笔者已查到康熙二十年的原稿本,与四块石门额相对照,又完全一致。一为清稿本孤本古籍——清代辽阳最早的官志,一为国家二级文物“四块石门额”——东京城城门额原件,二者共同表明了东京城城门的正确名称。至于引用东京城城门名称,有个别错字、局部错误的源头,根本不在《辽阳州志》原稿本,《辽阳州志》原稿本是经过修改校订的清稿本,在东京城城门署名上没有问题。
赴京之前,笔者还一直认为:不是《辽阳州志》原本错误,就是袁金凯抄本错了,二者必居其一。然而,在京调查的艰难情况,使得笔者开始觉得,起初想法过于简单,应该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结果证明《辽阳州志》原稿本没有错误,即便如此,也不能断定就是袁金凯抄本错了。完全可能有其它一些情况,比如袁金凯抄本无错,而他人再抄录时却出现了错误。
笔者已经求证出丛书版《辽阳州志》和老《辽阳县志》的东京城门署名都是来源于袁金凯抄本。那么,无论袁金凯抄本正确与否?她们都应该完全一致。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二者并不一致。通过和“四块石门额”相对照,已经证明从书版《辽阳州志》的署名是错误的。“德勝門”的“勝”字错误,应为“德盛門”。而通过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到的《辽阳州志》清稿本,证明老《辽阳县志》的署名也是错误的。和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辽阳州志》清稿本相对照,老《辽阳县志》署名的“福盛門”的“盛”字错误,应为福勝門。由此笔者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除国家图书馆的《辽阳州志》清稿本外,人们所能见到的志书和清史专著,涉及到东京城城门名称的表述,都是错误的。过去笔者还不能这样论断,由于老《辽阳县志》的署名已经超出“四块石门额”的鉴定范围,无法确定其正误。在查阅到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辽阳州志》清稿本后,笔者证据确凿,如今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了。
其二,在没有查到“袁金铠抄本”前,还不能确定错误原因所在,各种情况都有可能。然而,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查找到《辽阳州志》原稿本,经与“四块石门額”相对照,城门署名准确无误。
笔者也曾认为,无论是志书,还是著述,引用错误者都应该有出处,现在看来,情况也未必如此。如在编纂老《辽阳县志》和《辽海丛书》所辑录丛书版《辽阳州志》时,就可能存在转引、编辑、校对上的疏忽,以致造成再生错误。以此形成的错误版本传世,給史学研究造成恶果是非常严重的。至于《辽阳市志》2003年本,错误则更是严重。因为老《辽阳县志》和丛书版《辽阳州志》,仅各有一个错字。然而《辽阳市志》2003年本,却有两个错字,错误增加一倍,可谓是错上加错。造成现今专家学者撰写文章引用错误,其责任不可推卸。总之,这些为史的教训,值得笔者千万警惕,更要时刻牢记在心。
 
 
 三、关于《盛京通志》

     

     《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修纂。以后又历经了雍正十二年(1734)、乾隆元年(1736)、乾隆十三年(1748)和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四次修纂。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库全书》的编选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其中方志一项,已选中五十多部,但遗憾的是龙兴之地——东北地区,并没有一部入选。乾隆皇帝对这种情况也非常关注,为此于当年七月十三日下谕旨:“旧本盛京通志叙事简单,体例亦多未合。著交军机大臣派员重行纂辑,书后交武英殿刊刻,钦此。”(18于是成立了由满汉大学士阿桂、于敏中、梁国治以及协办大学士和珅等七位大臣为总裁的领导班子。以礼科掌印给事中刘谨之、吏部考功司员外郎程维岳为总纂的21名内阁、各部及翰林院中下级官员的编辑班子。经过六年的修纂,一百三十卷(120万字)的乾隆四十九年本《盛京通志》面世,并编入《四库全书》。这是清代最为完备的一部东北地区总志,为研究清代东北历史的基本史料之一。(19)

      尽管乾隆四十九年本《盛京通志》编入《四库全书》,又经武英殿刊刻,但由于是殿本(笔者:即武英殿本,清廷内藏本)所以能见其容者无多。民国六年(1917),辽阳袁金凯将其刊行,其版本笔者未见。   1997年,在国家资助下,由辽海出版社将乾隆四十九年本《盛京通志》影印再版,为广大文史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提供了一部难得的珍贵的清廷内藏本影印本的史料文献。然而,就是乾隆皇帝如此重视、谕旨敕修,当朝多位宰相共同主抓修纂的一部志书,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对东京城城门名称的表述,也陷入张冠李戴、根本错误之中。

经查,雍正十二年(1734)的三十二卷本《盛京通志》,并未最后完成。据辽阳前辈佟冬老主编的《中国东北史》(六卷本)介绍:雍正十二年的三十二卷本《盛京通志》,尚未“讨论删润”,仅为初稿。(20就此,笔者认为:雍正十二年本,实际并未修完,也难为史证,可以忽略不计。这样一来,《盛京通志》五个版本,再除去已查完的乾隆四十九本,待查的就剩下了乾隆十三年本、乾隆元年本和康熙二十三年原本。
笔者在京期间,每天到图书馆查阅,早八晚五,如同上班一样。在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查阅时,还出现满屋皆空,仅有笔者一人在查阅的情况。当工作人员知道笔者自费赴京调查考证时,都非常热情。前台和书库配合,积极耐心查找,虽然没有查到《盛京通志》乾隆十三年本,却意外地找到了乾隆元年本。《盛京通志》乾隆元年本四十八卷共20册,分装两函,宣纸泛黄,直掉纸屑。由于是古籍珍本,馆藏的孤本,管理极严,每天借阅时间较短。查卷之五“東京城”条,与金毓黻老等三位先生的引文,字句完全一致。当然,也是张冠李戴、根本性错误。
乾隆年间三次纂修,最早的乾隆元年本和最晚的乾隆四十九年本都是刊载错误,那么处于二者之间的乾隆十三年本,也应该是错误的。但是笔者还是不敢断定,错误源头就来自乾隆元年本。不过,笔者已经预感到:揭开谜底之时,已经为期不远,或许只是一步之遥。
历史之研究考证,也和登山一样,往往成功就在于最后的坚持之中。笔者终于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查到康熙二十三年本《盛京通志》,该本也是当年奉天府修纂报部之稿本(清稿本)。虽然不能确定是孤本,但是可以确定确实是原始稿本。该稿本卷之第一“東京城”条有载:“城門八,東門二,一曰撫近,一曰内治;西门二,一曰懷遠、一曰外攘;南門二,一曰德盛、一曰天祐;北門二,一曰福勝、一曰地载。”这与笔者查到的《辽阳州志》原始稿本记载的完全一致,当然与“四块石门额”也完全相符。由此可见,康熙二十三年《盛京通志》原始稿本的刊载是正确的。而东京城门名称的历史性误传,与《盛京通志》原始稿本,也没有一点关系。
既然如此,错误源头也只能是乾隆元年本《盛京通志》。如前所述,乾隆元年本《盛京通志》刊载东京城门名称确实错误,而且是《盛京通志》刊载东京城门名称错误之始。查史,只知道这次修纂是由奉天府丞、代理府尹王河主持,把三十二卷的康熙二十三年本增补为四十八卷。(21至于修纂时,是如何阴差阳错张冠李戴,把700多年前辽代东京辽阳城城门名称拿来用上?我们不得而知。
由于乾隆元年本《盛京通志》修纂出现张冠李戴根本性错误,从而产生多米诺骨牌似的效应,导致以后的一些官方志书刊载错误。如乾隆十三年本《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本《盛京通志》、民国二十三年本《奉天通志》等都前赴后继地错误下去。至于诸多史学专家的引用错误,就一般情况而言,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了。笔者调查考证至此,有关东京城名称的张冠李戴、根本性错误——误传了二百七十多年的不解之谜,最终得到破解。
 
 

      四、本文最后结论

     

      结论产生于考证、研究的末尾。笔者经过数年的研究、考证,最终解开了辽阳东京城城门名称误传数百年的历史之谜。所以笔者最后郑重结论如下:

 第一,清代辽阳东京城八个城门名称的正确表述为:东向者,南为撫近門、北为內治門;西向者,南为懷遠門、北为外攘門;南向者,东为德盛門、西为天祐門;北向者,东为福勝門、西为地载門。至于盛京沈阳城八个城门在方位、名称、书写字体笔画,也应与此相同无二。

      第二,《辽阳州志》康熙二十年原稿本和《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原稿本,关于辽阳东京城城门名称的表述,都是准确无误地反映了历史原貌,方位、名称、书写字体笔画均正确无误。而其它版本的《辽阳州志》和《盛京通志》的有关表述都是错误的,无一例外。

      第三,其它各种古今官方志书、史籍,专家学者的史学专著及有关文章,凡涉及辽阳东京城城门的名称及盛京沈阳城城门名称,与本结论不完全相符者,均为错误。

    《辽阳州志》康熙二十年原稿本有当年辽阳知州杨镖的跋语,跋语最后说:“镖,间有所见,附于简末,详略失当,论议未协,是有望于后之君子嗣而正之。”读罢此语,笔者不胜感慨。当年辽阳首长殷切希望“后之君子嗣而正之”,然而,天不遂人愿,不仅未有正之,竟再添谬误传之数百年。笔者不敢妄称君子,但毕竟是梓里后生。千里赴京考证,拙笔爬梳,只是寄以希望:但愿为史者明鉴之,从此不要再继续误传下去!

                           
                                         2012年9月10日星期一止笔
                                         2015年8月23日星期一修订
 
说明:
       1、 本文刊登于辽阳市乡土文化研究会会刊《乡土》杂志2016年3月第1期总第47期:
        2、本文注释21条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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