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清史人生-佳作推荐-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戴逸:清史人生

于 2008/2/10 22:51:42 发表  佳作推荐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凤凰网2008年01月31日 09:27:
      戴逸,历史学家。1926年生于江苏常熟。1946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前往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一部学习、工作。全国解放后,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并改为中国人民大学,在校任教至今。1952年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1973年转而研究清前期历史。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历史组召集人。现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1985年获吴玉章科研奖。1986年获全国教育战线劳动模范称号。1994年获全国“五个一工程”著作奖和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等。 


     “我们现在修史跟随过去不同” 

     2002年8月。国家启动了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清史》纂修。这个浩大工程预计将耗时10年完成。其负责人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戴逸。那一年,他已是76岁高龄。 

    易代修史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但在清朝灭亡的90年中。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权威的《清史》。 

      新中国的清史编纂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下,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组建班子起草清史编纂方案,戴逸成为其中一位年轻的成员。 

      但由于后来的种种政治运动,编纂清史的工作一直处于停顿的状态。直到40多年后。戴逸才在新世纪真正实现了这个已经持续半生的梦想。 

      记者:这次编修清史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听说您为了修清史奋斗了大半辈子,并且曾三次与其擦肩而过,为什么这次能够梦想成真呢? 

     戴逸:建国之初,董必武董老提议要修一部清史,当时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的赞成。到了1959年,周总理曾经要吴晗同志搞一个清史规划,当时吴晗找了我来商量,我那时才刚30岁出头。到了1965年,中央组织了清史编修委员会,我也参加了,那时我39岁。后来又到了1981年,邓小平同志曾经批准了一封群众来信要修清史,但是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所以也没有修成。这一次国家财政力量比较富裕,也没运动了,这是修清史的好时机。 

     记者:您说当时吴晗找您的时候,您才30出头,他为什么就选中您了呢? 

     戴逸:因为当时搞清史的人很少,我一直搞中国近代史。我当时正是北京市历史学会的常务理事,他是会长,比较熟悉,所以他找了我。 

     实际上,在孙中山先生任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就曾经讨论过修清史。到袁世凯任总统时,清史馆设立,参加纂修清史工作的学者有100多人。最终历时14年。写成536卷的《清史稿》。尽管这是近代一部大型的重要历史著作,但其中谬误也非常多。 


     记者:这次修史和前几次相比会有什么不同? 

     戴逸:很不一样。中国从来就有易代修史这样的传统。第一次是朱元璋在洪武元年下诏修《元史》,那时明朝刚刚建立。第二次是清朝顺治二年,清军刚刚人关的第二年就下令修《明史》,但《明史》修得很长,修了90多年。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下令修史,修成了《清史稿》。因为最后没有修成为一本成书,所以是稿本。我们这是第四次修史。当时,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四位常委批准了清史工程的项目。这次修史和以往封建时代的修史在目的、观点上都不同,并且我们这次在史料方面准备比他们充分得多。过去修史,它所依据的档案都没留存。而现在,清代的档案基本上都完整地保存在故宫。我们这次修史,比较有幸的是,一百几十个人管理档案,这个量很大。 

      记者:《清史稿》有536卷,修稿历时14年,我们可作超越的地方在哪里? 

      戴逸:《清史稿》也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但是它有严重的缺陷。当时修史的那些人都是清朝的遗老,对清朝念念不忘。因此他们是以遗老的心态来修清史,对当时成立的共和国、对革命非常不满,诋毁革命比较厉害。《清史稿》里面孙中山的名字只出现了一次,还是在通缉孙中山的时候。《清史稿》里不提孙中山,清朝怎么灭亡的就搞不清楚了。 

      新世纪编纂清史将有不少创新之处:一是具有世界眼光。把清代社会置身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对照。并将吸收国外清史研究的置要成果。二是增加过去没有的图录部分。而且这个比例占到10卷之多。清代社会的各种绘画、图像、地图、照片都将被收录进来,如《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耕织图》等,形象再现当时的生活场景。尤其到清末照相技术已传入中国,这部清史将搜集20万张备选。将那个时代的“真容”呈现给读者。三是过去修史中人物只写官员,没有平民。这次要充分反映这些人物。“样式雷”就将在这部清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家世代是杰出的建筑工匠,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颐和园等这些中国建筑瑰宝都凝聚了他们的智慧。至于唱京剧的程长庚、谭鑫培等人也将被写入清史。 

      戴逸:我们现在修史跟过去不同。以前修史的全部是官员,修明史只有一个人不是官员。而我们现在修史的都是学者,修史编审委员会25个人全部都是学者,没有官员。 

       记者:司马光在主编《通鉴》时有这样一句话:宁失于繁,无失于略。同样作为主编,您的编辑思想是什么? 

      戴逸:我也要求写得真实一些,所以这部清史有3000万字,大大超过二十四史里面任何一部。 

     记者:10年的时间我们听起来很长,但是对真正修史来说,时间够了吗? 

戴逸:我也很担心这一点。我也怕10年时间太仓促,单是《清史稿》就修了14年,何况它只是书稿还不是一本书。不过我们修史比《清史稿》那时候条件要好。我们不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经费也容易着落,生活有保证,同时全国学者也非常愿意投入这样的工程。 

     记者:说到经费,学者们都很关心您作为主编,会用怎样的价值标准来运用这笔钱? 

戴逸:我要看修史质量,但是我们也要很爱惜国家的资金,不能随便乱花。我们现在在搞一个整理史料的基础工程,把文献资料整理出来出版,这个要花很多钱,可能达到10亿元以上。 

     “当时就通知我到外交部去开个会,我也不知们首是什么事” 

      戴逸常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之一。是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为中苏边界谈判问题作出的重大贡献。 


      1957年,中国和苏联举行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首次边界谈判,由于两国在近代史上关于边界问题曾有多次冲突。牵扯到政权更替、战争赔偿等诸多因素。情况非常复杂,因此中央要求中国历史学界对中苏边界问题进行研究。在最短时间内提出有力的历史依据,为谈判提供参考。 

    

      戴逸接受了这个任务。 

      戴逸:当时就通知我到外交部去开个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去外交部以后,当时外交部余湛副部长在会上讲,现在要跟苏联进行谈判,谈判中苏边界的问题。这就牵扯到很多历史问题,外交部希望我们能够收集这方面东西。虽然当时我们也有关于这方面的书,但还不够,苏联带了很多书出来。 

      戴逸研究的内容是中俄两国历史上第一个边界条约,也就是清朝康熙年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戴逸认为,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 

     记者:当时主要想弄清什么问题呢? 

     戴逸:一个就是关于俄国哥萨克入侵中国黑龙江的情况,它整个的历史背景。另一个就是把当年中国跟俄国在尼布楚进行谈判的这段历史搞清楚。 

      明末清初,沙俄侵略军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在强占中国领土尼布楚之后。又侵占了雅克萨,并在当地修筑城堡。作为据点。清政府曾一度派兵收复过雅克萨,并曾多次敦促沙俄进行谈判。可是俄方却置之不理。 

      1685年,康熙帝命清军再次收复雅克萨。在凌厉的攻势面前。侵略军被迫投降,但当清军一离开,俄军又偷偷开进雅克萨城重建据点。第二年。清军再次围攻雅克萨城。俄军伤亡惨重。沙俄不得不接受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 

     1689年8月22日至9月6日。清政府全权代表索额图与沙俄代表戈洛文在中国尼布楚城进行了正式谈判。于9月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主要内容为:确定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往东至海为界,河、岭以北属俄国。以南属中国;拆毁雅克萨的侵略据点;在中国境内的俄国人。在俄国境内的中国人,仍留原处,不必遣还;两国人民凡持有护照者。准许贸易往来。 

    《中俄尼布楚条约》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戴逸查阅和整理有关清史资料。撰写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翔实的史料和有力的证据。澄清了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戴逸:主要就是当年《尼布楚条约》协定的边界远远在后来的边界之外,这里包括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俄国撕毁了《尼布楚条约》,侵占了这部分领土,主要是这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由于戴逸的书在当时是内部出版物,苏联方面并不知道中国的学者已经对这个条约作了充分的研究。因此在谈判开始时,他们非常自信地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 

      记者:好像当时苏联方面对我们这边的研究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戴逸:苏联方面说起来是很可笑的。他们没有什么有利材料,还愣说自古以来黑龙江流域就是俄国的领土。但实际上呢,拿出中文的材料看,拿出他们自己的俄文材料看,他们是在16世纪才达到黑龙江流域的,是很晚很晚的事了。黑龙江流域16世纪时早就是满族生活居住的地方了。 

   

    “我是逃出来的,就叫戴逸吧!” 

     1926年。戴逸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小官吏家庭。父亲教过私塾,平日广结文人墨客,江南著名藏书楼铁琴铜剑楼就在他家对面。 

     不过戴逸对历史的兴趣却是从连环画开始的。他曾经回忆起在他家附近有一批以出租小人书为生的人。他们背着破旧的藤篮或皮箱。里面塞满各种各样的连环画。租金便宜公道。一个铜板可以租好几本书。 

      在这些租书人中。有一个很会说书的人,他能把岳飞、李逵、杨家将讲得生动飞扬,栩栩如生,让戴逸和他的伙伴们听得如痴如醉。 

     戴逸说,这位说书人就是他的启蒙历史教师。 

     记者:听说您很小就能把《水浒》108将倒背如流了,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对历史发生浓厚的兴趣呢? 

      戴逸: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读历史,不过我读的是小人书。 

      记者:您读哪些小人书? 

      戴逸:《水浒》、《三国》这些。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就看这些小人书。我们那小人书不用自己去买,可以租,每天他来换给你看。租书人也是很好的历史故事讲解员,他能够给你讲很多历史故事,我很爱听,所以很小就喜欢历史。但是我小时候的成绩很差,到小学六年级,全班有两个人不能毕业,我是其中一个。 

     记者:是什么契机使您转变的? 

      戴逸: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发生抗日战争,我们逃难逃到了上海。我两个姐姐都在上海念中学。我也应该上初中了。不过我没考上学校,每天晚上看我姐姐跟邻居的孩子都在那儿读书,我就非常羡慕。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要求学习的。后来我第二年就考上了一个比较好的中学。读书后,我两边坐着我们班的正副班长,这一下我就跟他们交朋友了。所谓近朱者赤,我的功课很快就上去了。 

      常熟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地方。明清之际领袖东南文坛的钱谦益,康熙朝有“画圣”之称的王翚。先在弘德殿行走后在毓庆宫行走,一身而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的翁同稣都出生于这方水土。 

      浸淫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读书成了戴逸最喜欢的事情。 

      戴逸常常光顾古籍书店。碰到喜欢的书,就想方设法买下。有一次,他在古籍书店竟然见到了寻觅已久的《昭明文选》。

      戴逸:那时我经常到旧书店去看,我们那儿旧书店很多。当时,我看到一部《昭明文选》,版本很好,但是缺几卷,我就花比较少的钱把它买下来了。以后我借了一本全的《昭明文选》,花了一个多月把缺的部分补上。 

     就这样。到高中时。戴逸便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藏书室。 

     那是戴逸最怀念的一段少年时光,几十年后。他这样描述那时的情景:“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独处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晤讽诵,手握形管,朱蓝粲然。” 

     大量的阅读使戴逸对历史充满了探究的兴趣。他甚至认定,文史研究是他一生的志向。 

     1944年戴逸高中毕业。但他却没有在江苏和上海找到理想的文科大学,只好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 

      也许真是命中注定他要与历史结缘,在他读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北京大学的招生考场报名点居然开到了他的宿舍楼下。 

      记者:为什么你最初选择了交大? 

      戴逸:因为沦陷的时候,上海没有好的文科大学。我成绩比较好,不愿意上那种差的学校。北大当时已经搬到昆明去了。我进交大是1944年,第二年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正好西南联大北迁,北京大学到上海招考,而且考场又正好在我宿舍下面,我就去考了。我原来很可能就是搞铁路的了。因为我学的是铁路管理系。 

      戴逸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他放弃了两年学业。为的就是到北京大学史学系。 

      1946年的北大。名师荟萃,而最让他惊喜的是北大图书馆。那么多曾经听说过却从未见过的古籍,就摆在高高的书架上。让他喜欢得不得了。 

      但是,那个时代的北大校园并不平静。1946年。国民党挑起内战,戴逸在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中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理事,因此被列入了国民党黑名单,全国通缉。 

      记者:您念北大的时候是胡适当校长,他亲自给您上过历史课么? 

戴逸:说起来,我跟胡适有点缘分吧。因为我到北大去上学的时候,有个老乡给我写了封信把我介绍给胡适,后来胡适把我找到他家里去谈话。所以他认识我,也知道我是功课比较好的学生。我后来搞学生运动,办学生图书馆,因为他们知道我跟胡适认识,让我去跟胡适交涉要房子。胡适那时对我很不满意,因为我参加学生运动。 

      记者:他反对? 

      戴逸:他反对学生运动。他说你要好好学习,不要参加这些学生运动。你要看书,北大图书馆书不多吗,干嘛还要搞一个图书馆。我说北大图书馆的书不行,没有进步的书。后来我就跟他顶起来,他很不高兴。但是后来我被抓进去,他却帮了很大忙。当时我已经被带到特种刑事法庭。郑天挺就跟胡适谈,戴秉衡,当时我不叫戴逸,我叫戴秉衡,被抓进去了。胡适赶忙写了一封信,跟他们厅长说,这是个好学生、优秀学生,跟共产党没有关系,我可以保证,我保释他。由于胡适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声望,所以我在被审了两个多钟头后就被保释出来了。 

      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戴逸被送到解放区。在古城沧州填写表格时,接待人告诉他:“改个名字吧。以免有事连累家人。”他略一思索。说:“我是逃出来的。就叫戴逸吧!” 

      记者:您说您佩服很多历史系的老师,为什么最终您选择了清史作为一生的研究方向? 

      戴逸:这个有许多偶然性。我到解放区以后,开始搞的是党史,但是那时候刚解放,各种老师都非常缺。当时我在人民大学,有一位近代史的老师刚好调到北大去,他的课没人接了,所以要有人接。这是组织分配的任务,也是一种机遇。 

  

    “史德是最重要的”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学富五车的儒雅学者。居然曾经当过猪倌。 

     “文化大革命”中,戴逸在将两吨重的书籍卖给废品站后,去了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被分在二连养猪班。他的任务就是喂20多头永远也喂不肥的“老头猪”。 

     与戴逸一起当猪倌的都是国字号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每天挑泔水、起猪圈、煮饲料、值班守夜,同时还要开展革命大批判。为了让这些“老头猪”长肥,戴逸买来多本《养猪指南》。无奈的是,这个史学家猪倌虽然看了很多书,还是没有把猪养肥。 

     不过,命运的坎坷没有让戴逸放弃希望,他的生命似乎就是为了在新世纪编纂《清史》而存在的。 

    记者:近年来,有关清史的电视剧越来越多,越来越受欢迎,但同时也最受争议。对电视剧里关于历史那些戏说,您是什么态度? 

     戴逸:有些戏说没有必要。我看《戏说乾隆》,觉得除了乾隆的名字是真的,所有的都是假的。这不是个历史剧,它仅仅是娱乐片。好在名字就叫“戏说”,人家也不会去误会。 

     记者:但是对这种“戏说”,您是一个容忍的态度还是比较反感? 

     戴逸:我是比较容忍的。我觉得戏说是艺术片、娱乐片,能给别人欣赏也就行了,我不指望赋予它什么功能。 

     记者:但您也不否认文艺作品要对社会负责。 

     戴逸:是的,要尽可能地保存真实,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不要去虚构。因此我们要编清史,希望对历史有个更正确的判断。说到修史,我觉得做史和其他的学问都不一样,它还有一个人格的问题,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更要不畏强权,也不随潮流。 

     记者:您把史德放得最高。 

    戴逸:史德是最重要的。事实是怎样就怎样写,不要隐瞒不要假造,隐瞒假造是一种最可耻的行为。 

     记者: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 

     戴逸:我觉得我是个很一般的人,成绩也是很有限。但是我个人的特点,就是勤奋,勤于我的事业,忠于我的事业。 

     戴逸将纂修清史这项工程当作百年不遇的盛举。他说:作为历史学工作者。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是最大的幸事。 

     据悉。《清史》主体将多达92卷,约3000多万字。当这个浩大工程完成的时候,距离《二十四史·明史》的成书之日正好是275年。(原载《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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