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岁月中的文化大师-佳作推荐-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那个岁月中的文化大师

于 2009/2/21 7:41:25 发表  佳作推荐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搜狐网2009-02-16 : 
 
  
  文/蔡波

                                                 

 

梁思成、林徽因结婚照

   在政治人物传记和明星艳史充斥市场的年代。一部记述文化名人群体历程的严肃书籍的问世,是非常难得的。《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岳南著,海南出版社),填补了这个空白。近于尘封的故事鲜活地呈现,远逝的文化名人从历史景深中依稀走出,带着他/她们独有的个性和风采,带着他们的苦难和追索。文化大师们对“因缘大事”的神圣担当,他们的坎坷文化行旅和命运抉择,不经意间即把读者领到一个由丛丛碎石和萋萋野草拼合而成的昨日小路。

 流亡九年路漫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东邻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拉开了序幕。7月29、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华北大部落入日寇手中。国难当头,最迫在眉睫的工作是什么?保护和抢救民族精英——平津教育界、文化界知识分子。由此“现代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文化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名校、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国营造学会等举家南迁,先长沙,又昆明,后四川,大批文化人相继涌向中国的大西南。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南宋和明末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文化人南下大迁徙,而这一次,中华民族却是被一个比自己更先进的民族所驱赶。

  林徽因在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迷惘心境:“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费了好几个钟头了……看着这堆往事的遗存,它们建立在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爱之中,而当前这些都正在受到威胁,真使我们的哀愁难以言表。特别是因为我们正凄惨地处在一片悲观的气氛之中,前途渺茫……”

  随着文化人南迁的是收藏在博物院、图书馆、研究机构的古籍图书文物档案。“8·13”淞沪战事发生后,随着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和平津三所大学南迁的就是这大箱大箱的图书、文物。负责此事的是傅斯年和李济。傅斯年其时留下了“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诗句,堪做诗句注脚的则是押运“国宝”那漫长而艰难的旅途。

  1938年4月2日,享誉中国现代史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组建。校训是“刚毅坚卓”,它显示了中华学人在国破家亡的处境下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意志。而流亡者的生活困境。从联大校舍的轶事中便见一斑——

  清华老校长、当时联大的实际主管梅贻琦专门邀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联大设计校舍。据说。两位建筑家花了半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却被否决了。因经费紧缺,此后一个月,设计方案一改再改,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泪。当黄钰生建设长最后一次告知“希望梁思成再做一次调整”时,一向温和稳重的梁思成终于忍无可忍,径直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图纸摔在桌子上,大喊道:“改,改,改!从高楼到矮楼,又到茅房,还要怎么改?”满腹苦衷的老校长回答:“思成啊,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为清华园建几栋世界一流的建筑物,算是对今天的补偿,行吗?”一段师生兼老友的对话,勾勒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艰辛和无助。

  梅贻琦的日记如此描述了那时的居住状况:“屋中瓦顶未加承尘(设备),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窗盆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燠热而多雨下那些铁皮房和茅草房的情形,更是可想而知了。

 

梁思成/林徽因在山西考察途中

  而最可恼的事情是日军频繁的空袭。1938年9月28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开始了昆明大轰炸,其后“跑警报”成了昆明城“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林徽因在致费慰梅的信中逼真描摹出身边人在空袭警报中惶惶度日的惨状:“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梁思成给好友费正清的信中这样总结:“不论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几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

  随着战事的扩大和威胁的增大,昆明的生活阶段结束了,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奉命向四川这个大后方转移。恶劣的气候、旅途的颠簸劳顿、匪患的恐慌,使生存环境更形悲惨,许多人病倒了,再加上缺医少药和营养匮乏,他们的病情日益加剧。林徽因始终躺在那张帆布行军床上,尽失往昔风采,“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咳嗽的衰弱病人”在给西南联大的沈从文的信里,她如此发问:“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不需要活着,不需要的话,这种悬着的日子也不都是奢侈?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我也就很奢侈,是不是最好没有?”

  在李庄,梁思永也患了肺病,陶孟和夫人沈性仁也因肺病不治最先离开了,李济的两个女儿“一凤一鹤”夭折了……

  就是在这种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中国营造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国博物院筹备处的学者们,开始了对昆明、四川西康、苍山洱海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考察和发掘,并取得考古史上辉煌的成就。同时,利用现有成果在甲骨文研究、安阳殷墟铜器研究、校点《明实录》等方面,也获得累累硕果。大学和研究所的工作在继续着,中国文化在文化人的不懈的坚守中延展着,传播着……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好友、后来成为汉学大家的费正清在回忆录里这样形容这代文化人:“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环境,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淳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之中了。”

  对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中国文化人来说,支撑着他们的一方面是职业精神和学术关怀,另一方面无疑是中国悠久的士人传统。抗战烽烟中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言:家国可以亡,史不可以亡。国史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国脉。在那代文化人眼里,国可破家可亡,国脉不能断;国脉存,国魂则在,民族复兴就有望。在国难当头之时,他们坚持学术研究和文化播扬就是在尽一己的社会职责,就是在救国,在延续国脉,坚守家园。

   歧路灯影照后尘

  日寇投降,八年抗战生涯结束。流亡的文化人开始从大西南陆续返回。在庆祝大西南流亡归来的欢聚宴会上。傅斯年在演讲中颇为乐观的言称文物“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然而,事与愿违。国共两党关于“两个中国之命运决战”启幕,中国的文化(古籍文物等)和文化人将再次经受命运抉择的考验。

  1948年年底。南京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家机构所藏的珍贵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全部装箱运往台湾。而押运的任务又一次落到考古学家李济身上。

  围绕这批“国宝”的搬迁,书中记载了如下细节:先有一中共地下党员、李济学生,找到李济劝阻此事,李济的回答是:“保护这批古物是我的职责,自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已护送这批珍宝跋涉了大半个中国。终得以保全。现在我同样不能眼看着祖宗留下的国宝毁于战火。国共之战我管不了,但如果我能保全这批文物而撒手不管,是为不忠不孝,同样对不起后世子孙。”后有同情共产党的陶孟和劝说李济,李济一仍如旧,对陶说道:“如果你陶孟老能保证这批古物不在战争中被毁,并有科学证据说服众人,同时能担当起这个责任,那我就放弃。”面对老熟人陶孟和的尴尬和退缩,李济的说法是:“台湾与南京同为中国的领土,并不是外国人的领地,在整个大陆都笼罩在炮火的非常时刻,中华民族的珍宝应该放在祖国领土的最安全的地方。”最后,社会学家陶孟和悻悻而走。

 据知情人回忆,押运“国之重器”由上海经台湾海峡驶往基隆港的旅途十分艰险,“遇到风浪,船摇摇摆摆,颠簸不定,船上的箱子又没捆好,船向左倾,箱子便滑到左边来。船向右倾斜,箱子又滑到右边去了,隆隆之声,不绝于耳。海军司令又托船长带了一条狗。它又在那里不住地狂吠,加上风声、涛声,这些押运人员觉得世界末日要到了”。“在古物装上船后,又传来几天前在海峡,海浪打沉一条船的消息,许多好友劝李济不要跟船走,李回答说,物在人在,免得子孙唾骂千年。从南京到基隆,文物安全抵达,老先生也几乎瘫倒,其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不论身处何境,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那代文化人对文化的执着坚守,他们挚爱和献身文化的赤诚之心始终不变。在一代大师李济身上,集中了他们的文化信仰和担当。

  这些文化名人有着怎样的余生和归宿呢?傅斯年、梅贻琦、李济去了台湾。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陶孟和留在了新生的共和国。随着蒋家王朝在大陆政权的崩溃,中国文化名人的生活轨迹明晰地分开了,其结局也显得泾渭分明。

  傅斯年,到台湾后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把余生投身到台大振兴和改革之中,力拨内外困局,1950年12月20日命断台大的讲坛。追悼会上,蒋介石亲临祭奠,并献上其亲笔书写的挽幛“国失师表”。傅斯年周年忌辰,台湾大学在校内为其建造一墓园,称“傅园”。每年12月20日傅的忌日,台大都要用鲜花瓜果布置傅园来纪念老校长;3月26日,他的诞辰日,史语所和台湾大学会轮流举行学术演讲纪念活动,迄自1954年,此项活动已作为一种历久不辍的传统。园中有一纪念钟,名“傅钟”,成为历届台大师生每日上下课的鸣钟。这种纪念方式折射出中国传统对文化大家和学脉源流的尊重和敬爱。

  梅贻琦,“清华大学之父”,西南联大的“三巨头”之一,1950年赴美,在纽约华美协进会管理清华在美基金。管理基金期间,梅曾多次拒绝国民党政府挪用基金,坚持把这批基金用于教育事业。1956年10月,梅贻琦回台主持新竹清华研究所事务。1958年,被台湾当局再次任命为“教育部长”,兼任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并主持制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要》。1962年5月19日73岁时逝世。同年夏季,在新竹清华研究所基础上,台湾当局正式成立清华大学,并在校园内为梅贻琦修建了墓园,即“梅园”。从这之后,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清华师友到此地凭吊致敬。在台湾的清华大学终于建成、梅贻琦的夙愿终获实现的时候。处于大陆的老清华大学唯剩下工科部分,呈一片凋零气象,而且即将迈入文革的漫长隆冬。

  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年轻的导师,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于1949年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开创了大学教育体系设立考古专业之先河”。在困境下的台湾,李济一次次地拒绝了许多外国大学的邀请,他弟子张光直晚年回忆道:“我强烈的意识到,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到了李济先生逝世前,殷墟发掘出来的大部分资料均已公之于世。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尽守他领导殷墟发掘的职责。”80高龄。他“倾尽最后的力气,用英文写成了一部全方位总结安阳殷墟发掘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划时代著作Anyang《安阳》,先后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出版。”1979年8月1日,正值他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之际,李济——“一个巨人消失了”(张光直语)。

   “我们不要走,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还有许多事要做”。考古学家、留美博士夏鼐的话,代表了留在大陆共产党新政权下的文化人的选择和梦想。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考古学家梁思永兄弟,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社会学家陶孟和,他们留了下来。

  在大陆。从旧社会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所谓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而且名声越大,接受改造的难度越大,对其改造的力度就越要加大。随着建国之后“左倾”趋势的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就越加变本加厉。在这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风暴前期,梁思永、林徽因先走了一步,成为后人眼里的“幸运儿”;而陶孟和、梁思成和金岳霖的经历和归宿,却因“机缘和修炼”的不同而呈现斑斓的色彩。

  考古学家梁思永因抗战期间罹病未愈于1954年逝世。现存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的墓志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远在台湾的同行则给予他的学术成果以极高评价。李济在《侯家庄》第一册的序言中写道:“关于这批资料的‘取得’以及‘保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思永先生,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的全部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为纪念他对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的贡献。在梁思永原稿基础上辑补编写的《侯家庄》,仍用梁思永的名字发表。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在重庆时病情加重,竟有传说她像萧红一般地死去了,而此时他的美国好友费正清夫妇表示邀请她去美国长期疗养,病重的林徽因却婉言拒绝了,理由是“我要和我的祖国一起受苦”。1946年她在昆明与清华老友相会后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说到:“这次相聚……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的艰难的未来……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

                                                      少女时代的林徽因

   “和祖国一起受苦”“面对艰难的未来”,这是林徽因彼时的一种预期。而1948年解放军围困北平城之时的遭际,却改变了她和丈夫梁思成的观念。几位军代表来到梁家,请他们夫妇在军用地图上标明需要保护的北平古建筑和文物存放处。他们回到了熟悉的北平,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清华,回到了熟悉和热爱的建筑学事业,这是他们最为珍惜的。林徽因出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和梁思成共同参与了新中国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并具体担任了纪念碑碑座纹饰和花圈浮雕的设计任务。新生政权的认可,为新生政权工作,是他们夫妇俩值得骄傲的事情。

  有两件事令晚年的林徽因凄然神伤。1950年5月梁思成、林徽因提出的保护北京老城墙,并在城墙上辟建城墙花园的设想被搁置一边。1952年8月,林徽因、梁思成反对拆除长安左右二门的意见被弃置不顾,全拆、快拆长安二门的方案在“掌声雷动”中顺利通过。所以在1953年夏文化部组织的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一时止不住冲动,指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清华校友的吴晗。把积久的怨愤发泄出来:“你们把真古董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林徽因的病情急剧恶化,极度衰弱,最后拒绝吃药救治。临死的那天夜里,林徽因突然想见梁思成一面有话要说,但值班护士以“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说”为由拒绝了这一请求,而此时的梁思成就住在她病房的隔壁。1955年4月1日清晨6点20分,林徽因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走完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51岁)。身后她本人亲手设计的汉白玉墓碑在文革中被清华红卫兵毁掉。

  社会学家陶孟和在晚年,他经历了人生最为沉痛的几次打击。一代才女、爱妻沈性仁在流亡中罹病,抗战后期病故。一位同事这样回忆:“陶先生大半时间住在李庄,生活孤寂可知。但处境虽然如此,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抗战爆发后,他以富有前瞻性的眼光,提出了“战时经济状况以及损失应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及早调查研究,以作为抗战胜利后和会谈判的依据”的战略构想,并于1939年领导所内研究人员开展了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题的调查研究。耗时八年,饱含心血,辗转几万里,陶孟和与同事们用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写出《1937—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的科学报告,战后竟变成一堆无用的废纸,被政府弃之不顾,随之放弃的是折合美元时价一千亿以上的战争赔款。建国前夕倾向并帮助共产党抢救文物和文化人的陶孟和,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最后一次打击是来自1952年。这一年,他带领着从抗战烽火中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竟被冠以“伪科学”的罪名宣布解散。当珍爱的一切都瞬间消散后,陶老夫子郁郁而亡,带走的是文化人破碎的梦想。他的天鹅绝唱是“梦想是人类最有害的东西”。

  晚走一步的梁思成就没有先逝者那般幸运了。他的脚步涉进了“文革”这块沼泽地。林徽因走后的1955年,“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在全国范围受到批判,梁思成本人的“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的认错、认罪活动从此开始。“文革”中他又被加上“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罪名,受尽肉体和心灵的折磨。1972年1月9日,梁思成这位在战火中保全了日本奈良的大爱之人,在一个缺爱的年代仙逝了。

  梁思成林徽因的挚友、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比较顺利地度过了“文革”这片沼泽地,1984年10月9日以89岁高龄辞世,遗嘱中有“骨灰请让清风吹走”的如诗般字句。

  1949年后的金岳霖俨然成为旧知识分子改造的成功典型。他对自己的著作和学说体系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宣布与“旧的自己”彻底决裂,并开始对自己的昔日同事乃至偶像罗素“反戈一击”。这样,他就走出了“解释世界”的象牙之塔,融入了“改造世界”的大众社会,犹如从小乘升入大乘;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他由一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完成了凤凰的涅槃与再生。

  无论如何评价解放后的金岳霖,人们似乎都不能忘记这位大学者面对政治所表现出来的尴尬和失态:他把领袖的请吃当作最高礼遇,晚年还坐着三轮车“奉旨”“接触社会”,错把一级研究员当作高级干部。同时,也不应忘记金岳霖垂暮之年偶尔流露出的自省之言:“这个搞抽象思维的人,确实不宜于搞政治”“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你搞得那一套还是有用的”,这是毛泽东对金岳霖所从事的逻辑学的评价。至大学学科的存废和学制的安排(“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都要听命于政治领袖的意志和愿望,大学和学术研究完全沦为政治的奴婢。金岳霖,一个失去文化关怀和文化承当的大师,无论是自觉或是不自觉地放弃,其命运也是充满悲剧性的。

  在风雨黄昏渐渐模糊的光线中,文化大师们的身影远去了……

回首历史,我们目睹的不只是过往的烟尘和缤纷的焰火…… 

 

                                                    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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