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银雀山汉简的研究,探讨襄平建城的时间-历史襄平-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通过对银雀山汉简的研究,探讨襄平建城的时间

于 2007/11/19 15:07:05 发表  历史襄平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作者   李大伟


本站按:
      关于辽阳(襄平)的建城时间问题,史学界公认的文字证据,仅为《史记•匈奴列传》中关于燕秦开却胡、筑长城至襄平的一段文字,并以此为辽阳(襄平)建城2300来年的铁证。所以长期以来,辽阳(襄平)建城2300来年的观点,一直居于权威的地位。虽有不同意见,但仅为分析,无有证据,难成立论。
     2007年8月15日,辽阳市乡土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于市职业技术学院成人教育分校召开了“辽阳(襄平)得名研讨会”。会上,青年会员李大伟同志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与会的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
      辽阳(襄平)建城时间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她不因我们研究而发生变化,但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去探求和弄清她的历史源头。尽管目前对李大伟的研究还不能最后定论,但是他的发现以及阐述的观点,都值得我们认真去思索,或许这正是我们探求历史源头的通途。
    根据李大伟同志的授权,本站首次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以便于广大网友了解和研究。


[正文]
      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
襄平(辽阳)建城2300年,目前公认的最早文字记载就是出自于《史记》这段文字中,在此之前,其它文献均不见记载,它也成为了襄平建城2300年的最权威铁证。本人对襄平建城时间,原来亦同意2300年的观点,因此,对已有“铁证”的东西没报过任何怀疑。看到《乡土》第5期,邱华东先生《辽阳三千年历史考索》一文后,也对襄平建城时间进行过一番探究,由于资料匮乏,毫无进展。日前,偶然发现在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有关于“襄平”的记载,通过研究,已初步得出了汉简中关于“襄平”的有文字记载时间,比《史记》要早的结论;襄平建城时间似乎也可提前到2500年前。在这里就将我不成熟的所谓研究结果见笑于各位方家,恳请诸位指正。


一、    银雀山汉简的基本情况
    银雀山汉墓竹简,分别出土于山东省临沂县城南面银雀山1号和2号汉墓中。两墓于1972年由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发掘。从出土的文物推定,1号墓的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134年~公元前118年之间,均为西汉前期的墓葬。两座墓共出土竹简4974枚,令人称奇的是,竹简虽经泥水的长期浸泡,简上的墨迹仍清晰可辨。经专家整理发现竹简的内容有《孙子兵法》及孙子佚文五篇和《孙膑兵法》等诸多先秦古籍。
从简文用字看,“银雀山1号及2号汉墓是汉武帝初年的墓葬,……所出竹书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估计是文、景至武帝初年这段时间内抄写而成的。”⑴因此,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早于墓葬年代,对这个时代的确认目前学术界已没有多大异议。
1974年,银雀山汉简经专家初步整理,研究成果公之于世,中外学术界为之震惊。特别是《孙子兵法》和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同时出土于1号墓中,彻底解开了历史上关于孙子和孙膑其人其书有无的千古之谜,即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孙子兵法》十三篇的著作权是孙武本人,《孙膑兵法》的著作权无疑就是孙膑。纪昀曾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过“武书为百代谈兵之祖……《史记》载阖闾谓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则确为武所自著,非后人嫁名于武也”;清代学者孙星衍在《孙子略解序》中也曾说“诸子之文,皆由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是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银雀山汉简的出土则进一步证实了两人的见解。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当时被列为“新中国30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1世纪初又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现已在原址建成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


二、汉简中的“至于襄平”当指辽东襄平
   记录《孙子兵法》十三篇和《吴问》、《黄帝伐赤帝》、《四变》、《地形二》、《见吴王》等五篇孙子佚文的汉简均出土于银雀山1号墓中,远比现存的(1972年以前)《孙子兵法》十三篇内容要多。其中《黄帝伐赤帝》一篇,与传世本《孙子兵法》的《行军》有关,是为了解释、发挥《行军》中“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这个典故的,或是解释《行军》中四种“处军之利”的内容。在这里,特别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篇中出现了“襄平”的地名之称,这对辽阳史学界来说,可谓弥足珍贵。特摘录如下(全文附后):
“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东伐□帝,至于襄平,战于平□”,“北伐黑帝,至于武隧,[战于□□]”,“西伐白帝,至于武刚,[战于□□]”,“已胜四帝,大有天下”(个别字迹无法辨识,以“□”代替)。
     传说中五色帝有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玄)帝,中央黄帝一说。《黄帝伐赤帝》讲的是黄帝讨伐其他四帝的故事。这段故事在《太平御览•卷七十九》所引《蒋子•万机论》中曾有记载“黄帝之初,养性爱民,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边城日惊,介胄不释,黄帝……于是遂师营垒,以灭四帝”;在《太白阴经•人谋•善师》中也有记载“黄帝独立于中央而胜四帝”。可见,传说中似乎确有此事。
 经考,东伐的对象无疑应是青帝。
据《淮南子•天文》、《吕氏春秋•春纪》可知,青帝就是太昊。
范文澜先生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昊是其中一族的酋长,伏羲和太昊向来被当作一个人的名号”。
《百度百科》青帝词条载“青帝即太昊伏羲,为古代神话人物,道教尊奉为神。传说青帝主万物发生,位属东方,故祀于泰山。岱顶有青帝宫。又,太昊伏羲是上古东夷部族的祖先和首领”。
《后汉书•东夷列传》载“《王制》云:东方曰夷”;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说“夷,东方之人也”。
《百度百科》东夷族词条载“东夷族,又称东夷或夷,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商朝、周朝时期,对中国东部海滨不同部族的的泛称。后来改为对东北各不同的部族的泛称”;“中国史籍中有“东夷”,意即东边的弓箭手。东夷是华夏民族对东方民族的称呼,并非单指某一族群。其认定范围也随之更改,从黄帝时期的山东,河南一带,到中国东北,再到日后秦汉时期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
《尚书大传》载“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皡(昊),神句(勾)芒司之”。
《淮南子•时则训》载“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昊(皡),句(勾)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从简文记载看,青帝是被黄帝征伐的对象之一,并占领过其属地襄平,后来青帝顺从。按其方位,襄平(辽阳)地处东北,位于碣石(地在今渤海湾西北侧的昌黎或绥中)东方,当属传说中“自碣石东至日出榑木之野”和“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青帝太昊(皡)东夷部族的领地,归“帝太皡(昊),神句(勾)芒司之”实为不错。至魏晋时期还曾置护东夷校尉居襄平, 负责统领东北各民族。
    那么,历史上是否还有别的地方也称襄平呢?经笔者查阅汉以前典籍,除辽阳以外还发现《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另外两个襄平,即一个“陈留郡,襄邑,莽曰襄平”;另一个“临淮郡,襄平,侯国,莽曰相平”。其中,陈留郡的襄邑,为王莽时期改称襄平,因在银雀山汉墓下葬之后,与我们所研究的襄平出现时间不发生关系,唯独第二个临淮郡襄平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汉书•地理志》载“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户二十六万八千二百八十三,口百二十三万七千七百六十四。县二十九:……襄平,侯国。莽曰相平……”。
   《后汉书•郡国三》载“下邳国,武帝置为临淮郡,永平十五年更为下邳国。洛阳东千四百里。十七城,户十三万六千三百八十九,口六十一万一千八十三……(注;十七城中已不见襄平或相平的记载)”。
    从上述记载可知,临淮郡为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置,下辖襄平(侯国)等二十九县。至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改为下邳国,临淮郡废。临淮郡在汉代其前后共存在189年,其地在今江苏泗洪、盱眙、淮安一带。
    这里的襄平侯国是什么情况呢?《史记•卷一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有载“襄平(索隐县名,属临淮),兵初起,纪成以将军从击破秦,入汉,定三秦,功比平定侯。战好畤,死事。子通袭成功,侯。八年后九月丙午,侯纪通元年。中三年,康侯相夫元年。元朔元年,侯夷吾元年。元封元年,夷吾薨,无后,国除”(以上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内容整理)。通过“年表”所记可知,跟随刘邦起兵的大将军纪成,因战功被封为平定侯。战死后,其子纪通凭其父的功绩,袭平定侯。又于汉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改封纪通襄平侯,其封地曰襄平。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起属临淮郡,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纪通之后夷吾薨,由于没有后代,遂解除了封国,襄平侯国前后共存在89年。又据《汉书•地理志》可知,之后此襄平可能以县名又存在了119年,至王莽时期(公元9年)改称相平止,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短暂,其地也早已不可考。而辽东襄平仅从公元前3世纪初算起,至公元404年(东晋元兴三年)高句丽据有辽东之地,改襄平城为辽东城止,历700余年,之后其历史沿革仍然脉络清晰。辽东襄平无论是存续时间还是知名度都远远地超过了临淮郡襄平,以致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明代纂修的《辽东志》、《全辽志》等典籍也把纪通的襄平侯国,误认为是辽东郡襄平。
    综上所述,汉简中孙子佚文《黄帝伐赤帝》是孙武于春秋末期所著(后文将有阐述),他所指的襄平绝不应该是在他身后300来年才出现的汉初侯国之襄平。辽阳(襄平)属传说中青帝太昊(暤)的领地,因此,简文中的“东伐青帝,至于襄平”无疑当指辽东之襄平。


三、汉简中记载的“襄平”要早于《史记》的文字记载时间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公元前108年,继父职做了太史令,这是他写作《史记》的起点和重要条件。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42岁,正式开始了这一工作。后因李陵事件被处以宫刑。但他忍辱含垢坚持写作,大约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
    写有“东伐青帝,至于襄平”简文的汉简出土于银雀山1号墓。经专家考证1号墓下葬年代在公元前140~公元前118年之间,前面说过“所出竹书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估计是文、景至武帝初年这段时间内抄写而成的”,可见竹简的抄写年代要早于墓葬年代。
     对于银雀山竹简的抄写年代,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史林》副主编、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杨善群从古代避讳的角度提出了更早一些的观点。他说:“该竹简不避刘邦的名讳,应该抄写于刘邦称帝以前”⑵。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6年自称汉王,公元前202年称皇帝。若按此说,竹简则应抄写于秦末,而那时还没有纪通的襄平侯国。
“襄平”作为地名的出现,除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燕国货币襄平布上的铭文外,就是出现于《史记•匈奴列传》中。通过对银雀山汉简研究后,可以肯定的得出以下结论:即银雀山汉简中记载的“襄平”,至少要比《史记》的文字记载时间早出几十年,若采用杨善群先生的观点,则要比《史记》早出一百一十多年。
      


四、从《孙子兵法》及其佚文的成书年代,推断襄平建城时间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生卒不详,约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属于同时代而略晚。齐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年)左右,由于当时齐国的纷争和内乱,去了南方的吴国过起了隐居生活并潜心研究兵法,他总结了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自成“兵法十三篇”。后经伍子胥举荐,被吴王重用,运用兵法为吴国打了不少胜仗。后人对他尊崇,称其为“孙子”。
银雀山汉简中出现的孙子佚文,一般认为是孙武在“十三篇”成书之后,又为了解释和发挥“十三篇”的内容由他本人所作。也有人依据《史记•封禅书》的记载,认为黄帝、赤帝、青帝、白帝和黑帝作为五帝,始于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以此认定《黄帝伐赤帝》篇作成时间当在汉初,是孙子后学所著。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何炳棣在《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⑶一文中否定了上述观点,他根据五行相克说在春秋末就已经存在了,以及《墨子•贵义》记载的“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色,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考出春秋末年即有五色帝一说,只不过是把“帝”称为“龙”而已。以此说明,孙子佚文《黄帝伐赤帝》具有着鲜明的春秋属性,当为孙武同期所作。杨善群先生在《孙子评传》中也说:“这些佚文的情况比较复杂,应作具体分析。《黄帝伐赤帝》与《地形二》,文中多叙事和议论,前者且有“孙子曰”字样,当为孙武在十三篇之外的另二篇著作。《吴问》与《见吴王》记叙吴王与孙武的问答,应为其弟子或后学所记的孙武的言行;《四变》前有《孙子•九变》之文,然后逐句进行解释,当是后学注解、阐发《孙子》的文字”。在这里我们主要是研究《黄帝伐赤帝》的著书年代,可以说《黄帝伐赤帝》篇为孙武所著,其成书年代当与“孙子十三篇”为同时期的稍后一段时间。如果确定了《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也就解决了孙子佚文《黄帝伐赤帝》的著书时间问题。
    关于《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问题,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历代战略研究室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吴如嵩在《孙子兵法新论》绪论中作了以下回顾:“关于《孙子兵法》的成书时代问题,这个问题,从宋朝以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的焦点是《孙子兵法》究竟成书于春秋还是战国,作者究竟是孙武还是孙膑,或者是其他什么人。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竹书《孙子兵法》出土之后,1974年6月7日新华社对此作了报道,指出:“这次《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同时出土,使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个报道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的主要症结,便是所谓《孙子兵法》导源于孙武,完成于孙膑的战国成书说。现在,两《孙子》同时出土,以事实证明孙武、孙膑各有兵法传世。同年,《文物》第十二期刊载了遵信《孙子兵法的作者及其时代》一文,支持新华社的观点,肯定了春秋成书说。自此以后,一些原来主张战国成书说的名家纷纷放弃早先的观点。如郭化若主编的《中国史稿》、郭化若的《孙子今译》、杨宽的《战国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等都对这一问题做了修正”。目前,《辞海》等工具书均采用春秋成书说,当代的学者也进一步认证了此说。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泽厚考出“《老子》的哲学思想,从《孙子》的军事辩证法发展而来”⑷。他无形中把《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确定在老子(公元前571~公元前471)哲学思想形成之前;何炳棣先生发展了李泽厚的观点,他考出“《老子》辩证思维至少有部分是衍生于《孙子》,《孙子兵法》应成书于公元前512年”⑸;吴如嵩、杨善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蓝永蔚分别根据《史记》“阖闾谓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等记载,和书中“仁”的思想倾向,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方式以及作战规模、兵种构成等内容,认定当成书于春秋末年;⑹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郑良树教授则明确说“该书作成于公元前496年至公元前453年间”⑺。
    如此看来,《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似乎已成定论。但是,近几年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而且,持反对观点的亦不乏其人。这部分学者认为《孙子兵法》及其佚文是孙武后人孙膑等人,在距孙武百年之后的战国初期至中期整理而成。其中,主要代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⑻,他认为成书时间很可能是在战国中期。但是,学术界对此并未展开讨论,这与目前尚无能够否定春秋成书说的新的确证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择其主流,故采用春秋成书说。
通过对《孙子兵法》和孙子佚文的进一步研究,无论黄帝伐四帝传说的真伪(传说中的太昊与黄帝并非同期人物),我们都不能妄说在黄帝时期襄平即已建城,但可以说在孙武著《孙子兵法》和孙子佚文《黄帝伐赤帝》的同期,即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末期,襄平就已经存在了。否则《黄帝伐赤帝》篇中不可能更不应该出现“东伐青帝,至于襄平”这句话。那么,襄平建城时间是否可以提前到2500年前呢?


   
五、襄平建城于2500年前之可能
     目前,说襄平(辽阳)建城2300年,主要是依据《史记•匈奴列传》中关于燕筑长城至襄平、置五郡的记载。探讨襄平建城史,谁也离不开对这篇文献的研究。可是,在此之前的襄平是否就存在呢?由于现存的文献中无明确记载,因此,对这一问题只能是一种合理推断。这里我同意邱华东先生在《辽阳三千年历史考索》一文中的部分观点,即“襄平城应属箕氏朝鲜侯国所建”。但是,说建城3000年,鉴于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又似有不妥。笔者愚见,襄平建城于2500年前还是完全有这种可能的。

1、燕所置五郡,唯辽东一郡是取自于朝鲜
    在现存历史文献中,关于燕筑长城、置五郡的记载甚少,目前,除《史记•匈奴列传》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两条可供参考:
    “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史记•朝鲜列传》
    “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里至满番汗为界。”——裴注《三国志•东夷传》引《魏略》语
可见,燕筑长城置五郡是在秦开北却东胡,东败朝鲜之后所为。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只讲了秦开北却东胡一事,尚属不够完整。若想全面描述这段历史,必须与秦开东败朝鲜联系起来。其时,东胡在燕之北和东北,朝鲜在东胡之东,秦开北却东胡,打开了通向辽东的通道之后,必然与欲西扩的朝鲜侯国发生冲突。所以,秦开继续东进“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里至满番汗为界”。这样,燕因东胡北却,南北拓地千余里,朝鲜东退,东西拓地二千里,才使得燕国的疆域空前扩大。
因此说,燕所置五郡,四郡得自东胡,唯辽东一郡,是取自于朝鲜。此观点早已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同。

    2、襄平城应属箕氏朝鲜侯国在春秋时期所建
   东北地区的行政建置,当始于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所采取的分封制。文献记载的殷汤封孤竹、周武封箕子于朝鲜,都表明了中央政权对东北地区的行政管理,这些封国应该是东北最早的行政建置。
    其实,“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这件事,是一个初在辽西,再到辽东,最后到现在朝鲜的整个过程,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也能得到证实。《东北地方史稿》、《中国东北史•第一卷》、《箕氏朝鲜史话》等专著对此均有阐述⑼。通过《辽阳市志•政区志》载“周代辽阳为箕氏朝鲜侯国的属地”;金毓黻著《东北通史》载“今辽阳地区,古为朝鲜侯国封地”也可知辽阳在周代确是朝鲜侯国的属地。又据张博泉老师的考证“可能在西周末、春秋初之际,朝鲜侯国的中心也迁到辽水以东的地区”⑽;“尚需言明箕子之明夷的明夷(即朝鲜),初在辽西,其时箕子亦不以朝鲜名国,称箕侯,后来强大始易箕为朝鲜,并据有今辽河东西,把统治的中心由辽西转到今辽阳。朝鲜侯国被秦开击败后,又把统治中心迁到今朝鲜平壤。”⑾则可进一步证明,从春秋初至战国燕置辽东郡之前的辽阳不仅是朝鲜侯国的属地,而且还是其侯国的中心。
    众所周知,辽阳地处辽东中心,在清初以前一直是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从辽阳政区历史沿革的独特规律来分析,燕置辽东郡前辽阳也应有城邑存在。若采用张博泉老师的观点,是时辽阳也毫不例外地成为了“朝鲜侯国的中心”,既然是侯国的中心,就理应当是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邑为妥。
    那么,春秋时期的朝鲜侯国到底是否具备筑城的条件和能力呢?
    箕氏朝鲜(原称箕侯国)自公元前11世纪箕子起至公元前2世纪哀王箕准止,历四十余代王,近千年之历史。至春秋末期,在辽东地区的统治经营已历几百年,国力也逐渐强大起来,以致后来(公元前323年)“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如此不难看出,是时的朝鲜侯国已经具备了与实力雄厚的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相抗衡的实力,足见其国力之强大。既能建国称王,岂有无城之理。我想在其侯国的中心建一座城池当也不是什么难题吧!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都邑颇仿效吏及内郡贾人”和张博泉老师考证的“在燕还没有在东北设郡县以前,朝鲜侯国即有都邑的建置”⑿则可证朝鲜侯国已有“都邑”的建置。所以,笔者斗胆推断,襄平城应属箕氏朝鲜侯国在其较兴盛的某一段时期所建,即秦开东败朝鲜,燕筑长城置辽东郡前,襄平城就已经存在了。否则,燕不可能把长城建到襄平,更不能将郡治设置在一个无城可守的空地之上,再建一座名曰襄平的新城。邱华东先生的“考索”便是很好的参考,“燕人之进入辽东,从常理推断,应该以旧城为自己郡县之城,方为省力、省财、省物。废弃旧城不用,另外费力、费财、费物建筑新城,以当时之人力、物力、财力,似无此理。比如燕、秦、汉魏、晋、北魏以至于唐、辽、金、元、明,凡据辽东之后,郡治无不皆沿旧城襄平。仅改名而已,甚至连名都不改,即为证明”⒀。

3、从燕长城走向分析“自造阳至襄平”的襄平也当指朝鲜侯国旧有的襄平县
    司马迁说“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那么燕长城实际上是否建到了襄平呢?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在《长城》一书中说:“这一长城所经的地方,约自今河北张家口东北行经内蒙古多伦、独石等境,又东经河北省围场县、辽宁朝阳,越过医无闾山,渡辽河达于辽阳,长达二千四百余里”;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景爱在《中国长城史》一书中则说:“史载燕北长城止于襄平,襄平即今辽阳,而燕北长城实际的终止地点在大宁江口,并不终止于襄平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王育民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第十四章“长城”一节中说:“过去史家咸认为燕北长城东边即到达今辽阳境为止。但据《魏略》载:……又据《史记•朝鲜列传》:……说明沿辽东边境而建筑的燕长城,……到朝鲜博川附近的清川江口为止”。辽宁考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冯永谦、何溥滢在《辽宁古长城》一书中则提出了燕国在其北部修筑了两道长城,即“内线长城”和“外线长城”的观点,“这两道长城相距一百华里左右”;“内线长城是在燕昭王时秦开第一次却东胡建北方五郡时:外线长城是在此后国力强盛,拓展边境,有了战略上进可出击、退可固守的条件时修筑的”。依此来说“自造阳至襄平”的长城就是指这段“内线长城”。可是,这段长城的具体走向已无法确定,文献也无记载,在现辽阳地区更是找不到任何遗迹,不知这条所谓的“内线长城”是否真的存在过。现在已知的燕长城实际走向是“向东经过辽宁阜新之北,又经新民沿辽河东北行,于铁岭附近,跨越辽河,再折而东南,经抚顺、本溪、凤城东,越过鸭绿江,到朝鲜博川附近的清川江口为止”;或“是从赤峰进入阜新彰武,经法库、铁岭、清原、新宾、桓仁到宽甸,并又一直向东南延伸,跨鸭绿江而到达今朝鲜境内”⒁。其实两者观点大致相同,都是沿辽东郡的边界而行,只不过是在最后的一段走向略有不同而已。无论怎么说,从现在已知的燕长城在辽东的实际走向看,燕长城并不是仅建到了辽东郡的襄平为止,而是建到了辽东北部、东部的广大地区。应该说“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辽东”似更为贴切一些,《中华百科全书》1983年典藏版的万里长城词条就是采用此说“……稍后,燕亦自造阳展筑至辽东,转互防为防胡”;虽然冯永谦、何溥滢提出了两道长城的观点,但他们在《辽宁古长城》一书中还是采用了辽东说“……于是,燕国就在新拓展的边境上,从造阳到辽东,筑起了一道长城”;司马迁对秦长城走向的描述更是如此,《史记•蒙恬传》载“秦已并天下,……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匈奴列传》载“……因河为塞,……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而事实上秦长城辽东段就是在燕筑这段长城的基础上“可缮者治之”,即经过修缮补葺后而成的。
    那么明明是“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又怎么解释呢?
一般认为,襄平为辽东郡首县,“自造阳至襄平”即是指至辽东;或者说是指长城建到了燕置辽东郡襄平县的辖境内。对此笔者有不同观点,因为以襄平代指辽东于史无证,目前只有在红学界持曹雪芹祖籍铁岭说的几个人才这么说。另外,燕置辽东郡时当不止设襄平一县,其辖境范围亦自然有限,不可能管辖辽东大部分地区。笔者拙见“自造阳至襄平”的襄平不应是指辽东郡建郡后的襄平县,而是指张博泉老师所考“在设辽东郡以前,辽东有朝鲜侯国旧城邑”⒆的朝鲜侯国旧有的襄平县,或者就是朝鲜侯国中心的“都邑”建置。结合燕长城的走向,以此来推测朝鲜侯国襄平县的辖境,则要远远大于燕置辽东郡时襄平县的辖境,当略相当于辽东的广大地区。这样解释“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才致合理。
     要阐释清楚这一问题,应该先了解一点郡县制的相关情况。见《中国大百科全书》“郡县制”词条“春秋时期已有县、郡的设置,但郡、县之间并无相互统属的关系,与秦汉时期的郡县制有所区别。郡的设置要较县为晚”;《正字通•邑部》:“郡,(周制)县大郡小,秦并天下,郡大县小”;厦门大学陈茂同教授说“郡是春秋末年才开始设置的,最初出现在晋国,是在内地推行县制以后设立的。《左传•哀公二年》简子云:“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杜预注引《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可证春秋时县大于郡。到战国时代,边地逐渐繁荣起来,人口逐渐增多,因为郡地盘太大不易管理,便在郡下划分为若干小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地方组织”⒂;华伟研究员也说“郡起初大概是比县距离国都更远的邑,是地广人稀的边陲,从军赋单位来考虑,确是“郡小县大”,但处在外围的郡比畿内的县开发潜力更大,随着荒地的开垦、人口的蕃殖,战国后期作为边境军区的郡最终成了县的上级行政单位”⒃;著名秦汉史专家、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韩连琪先生也认为“春秋时郡低于县是事实”⒄。由此可证,春秋时期先有县后建郡,郡小县大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
     燕置辽东郡时下辖几个县史无记载。通过《汉书•地理志》知道,汉辽东郡下辖18县,其中襄平为首县,另外仅在现辽阳境内就至少还有居就一县,而位于襄平北部、东部有燕长城经过的县至少有五,即望平、候城、险渎、高显、西安平。汉承秦制,秦因燕制。秦辽东郡也应是在燕置辽东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此推测燕置辽东郡时,也当不止设襄平一县来统管辽东。据孙进己 、孙海的考证也说:“按燕建辽东郡时,郡下不可能仅有襄平一县,目前在辽东郡18个县的遗址中发现有战国时代遗物的有襄平(辽阳市旧城),沓氏(新金花儿山城),望平(铁岭新台子城),武次(凤城刘家堡城址),候城(沈阳市旧城),高显(苏家屯区魏家楼子古城),似可推定这几县都是战国时始建辽东郡即有”⒅。既然燕置辽东郡时不是仅有襄平一县,那么襄平县的辖境亦必然有限,说燕长城是至于辽东郡襄平显然不妥。
    关于郡大多建于地广人稀的边陲之说,这与燕置五郡于
燕之边陲正合。而对于朝鲜侯国来说,襄平正是其侯国中心并非边地,受中原地区文化影响,春秋至战国燕置辽东郡之前在此设县或是“都邑”的建置,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4、考古发现对襄平可能建城于春秋时期的佐证
    “在东北地区辽河的以西和以东,发现一种青铜短剑墓文化,是以墓中出土青铜短剑而得名。从出土的文物的时间、地域以及文物的特点看,应属于箕氏朝鲜侯国的文化”⒇。关于青铜短剑墓族属,一般认为是属东胡族。由于对青铜短剑墓的研究还不充分,许多问题目前尚无定论。无论其族属是谁,其出现时间大多是在春秋至战国这一时期。在辽阳周边地区,这种春秋时期的青铜短剑墓也多有出土。
    接官厅石棺墓群——位于张台子镇接官厅村东。1965年3月修灌渠工程取土发现。石棺墓群在遗址的北部边缘断层中,墓地不仅是墓葬区,同时,也是古文化遗址分布区。在长约100米、宽30米的范围内暴露出春秋时期青铜短剑石棺墓26座。随葬品有陶器、青铜饰件和猪骨。完整陶器有罐和壶;青铜饰件有环形、螺旋形、耳环形,还有铜顶针等;猪骨有猪牙、猪颌骨。专家认定,下限不晚于春秋。
    二道河子石棺墓群——位于二道河子西南岔沟山坡上。1975年发现,墓区分布20余座石棺墓。墓中出土青铜短剑、斧凿、可以同时浇铸出斧、镞的滑石范、陶豆、陶罐、陶壶等。专家认定,上限为春秋早期,下限为春秋中期墓葬。
    二道河子土坑墓——位于二道河子村。1955年发现,该墓区有7座墓,随葬品有陶壶、陶罐、木炭、青铜剑短等。专家认定,与二道河子石棺墓群为同期墓葬,也有人说是战国古墓。
下平州石棺墓群——位于下平州村东南台山顶上。1988年发现,该墓群露出10座石棺,出土青铜短剑、青铜斧、陶壶、兽牙饰件等。专家的认定观点不一,一种认为系春秋古墓,一种认为是战国古墓。
   除上述青铜短剑墓外,辽化二期工程施工时,还在杏花村发现了春秋时期的古墓群,该墓地共发现石棺墓14座。其墓葬形制、随葬品摆放习俗与二道河子石棺墓、接官厅5号墓相似,但下葬时间当略早一些。因此,专家认定其年代可能为西周末春秋初。
     上述这些出土于辽阳周边地区的春秋古墓,充分反映了辽河流域以“辽式青铜剑”为特征的青铜文化,这个时期的生产工具也由简到繁,生活用品由粗糙到精细,反映出这里的生产力在逐步发展,工艺水平在不断提高。“按照世界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青铜时代都已出现了城址”。(21)这或多或少也为襄平可能建城于春秋时期提供了一些佐证。
    尚需言明,古襄平城址就湮没在现辽阳城区的地下,若想用大规模考古发掘,来准确确定襄平建城时间及建筑规模,已不可能。但随着近年来的城市建设开发,分别在城区内的东门里、床单厂门前、税课司小学、六一委小区、广佑寺风景区、三道街原纸箱厂、文圣路北段的北草库等地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墓葬,就在本文即将完稿时,在文庙广场东侧的文昌阁小区施工工地又发现了一处至少有7座墓葬的汉墓群,加上过去还分别在城内沿中华大街原四大庙、金银库以及东园等处发现了陶管井和襄平布、一刀圆钱铜币、铜弩机配件等其它文物,北城墙内地表还有汉代铜耳杯、铜铃、砖瓦等遗迹遗物。综合诸多的考古发现分析判断,古襄平城址当在现辽阳城区东北部地势较高的地区。其大致轮廓即东至文圣路以西、南至四道街以北、西至武圣路左右、北至北哨街以北(原明代外北城土城墙遗址附近),东西宽约1.5公里、南北长约1.9公里,方圆不到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为不错。
     综上所述,根据孙武原创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孙子佚文中出现了地名“襄平”这一直接证据,结合燕在战国时期所置辽东郡是取自于朝鲜,而辽阳是朝鲜侯国的中心,春秋时期的朝鲜侯国又完全具备筑城条件等其它佐证,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推论,即襄平建城时间当不晚于距今25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抑或更早一些。
    笔者也知道孤证不足为据,本文权当一次探讨,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尽早厘清辽阳——襄平之建城史。                                


2007年重阳定稿于古襄平


注  释:
⑴《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⑵ 见杨善群著《孙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⑶、⑸ 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何炳棣著《中国现存最古的
私家著述——孙子兵法》。
⑷ 见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孙老韩合说》,人民出版
社1985年版。
⑹ 见吴如嵩著《孙子兵法浅说》,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杨善群著
《孙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蓝永蔚著《孙子兵法
的时代特征考辩》——《中国社会科学》1978年第3期。
⑺ 见郑良树著《孙子续补》——《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⑻ 见李零著《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孙子>著作时
代和作者的重议》,《文史》第7辑。
⑼ 见张博泉著,《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第
1版;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年版;黄斌、刘厚生著《箕氏朝鲜史话》,远方出版社2007年3
月第1版。
⑽、⒇、张博泉著,《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10月
第1版。
⑾ 《辽阳史志》1986年第3期,张博泉著《辽阳历代名称浅议》。
⑿、⒆ 摘自《沈阳建城始源论文集》(沈阳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张博泉著《从沈阳建城史联想到的》。
⒀《乡土》第5期,邱华东著《辽阳三千年历史考索》。

⒁ 见王育民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冯永谦、何溥滢编著《辽宁古长城》,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⒂ 见陈茂同著《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⒃ 华伟著《县制:乡土中国的行政基础》,见《战略与管理》2001
年第6期。
⒄ 韩连琪著《春秋战国时代的郡县制及其演变》,见《文史哲》1986
年第5期。
⒅、(21)摘自《沈阳建城始源论文集》(沈阳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孙进己、孙海著《沈阳城市的起源和沿革》。

附:银雀山汉简孙子佚文《黄帝伐赤帝》原文及部分注解(自《银
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黄帝伐赤帝㈠
孫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於□□】,戰於反山之原㈡,右隂,順術,倍(背)衝㈢,大烕(滅)有之。【□年】休民,孰(熟)榖,赦罪㈣。東伐□帝㈤,至於襄平㈥,戰於平□,【右】隂,順術,倍(背)衝,大烕(滅)【有之。□】年休民,孰(熟)榖,赦罪。北伐黑帝,至於武隧㈦,戰於□□,右隂,順術,【倍衝,大烕(滅)有之。□年休民,孰榖,赦罪】。西伐白帝,至於武剛,戰於[□□,右隂,順術,倍衝,大烕有]之。已勝四帝,大有天下㈧,暴者……以利天下,天下四面歸之。湯之伐桀也,【至於□□】,戰於薄田㈨,右隂,順術,倍(背)衝,大烕(滅)有之。武王之伐紂,至於蔹遂,戰牧之野,右隂,順術,【倍衝,大烕】有之。一帝二王皆得天之道、□之□、民之請(情),故……
㈠、此是篇题,写在简背。本篇内容与《行军》「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有关。《御览》卷七九所引《蒋子万机论》:「黄帝之初,养性爱民,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边城日惊,介胄不释,黄帝……于是遂师营垒,以灭四帝。」《太白阴经•人谋•善师》:「黄帝独立于中央而胜四帝。」所言皆与本篇相关。
㈤、下文言「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则此句似当作「东伐青帝」。但「帝」上一残字不似「青」字,待考。
㈥、战国时燕地有襄平,在今辽宁辽阳县北;又汉时有襄平侯国,在今江苏境内;不知是否与简文所谓襄平有关。
㈦、战国时燕地有武遂,在今河北徐水县西;西汉有武隧县,在今河北武强县东北;不知是否与简文所谓武遂有关。
㈧、罗泌《路史•后记》卷五谓黄帝「即营垒,灭四帝而有天下」,与简文「已胜四帝,大有天下」意同。
㈡、㈢、㈣、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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