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阳作为关东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历史襄平-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论辽阳作为关东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

于 2008/5/18 7:35:01 发表  历史襄平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杨   铸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于多元一体,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地域文化研究的层次。所谓地域文化,是指在一个比较广阔的地区内因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大体相同而形成有共同特色的地方文化。就其较小范围而言,也可以称为乡土文化。

    辽阳所处的大文化环境,近来被学术界命名曰“关东地域文化”,简称“关东文化”,是指山海关以东基本上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内的地域文化圈。在这一文化圈中,辽阳处于什么地位呢?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之一,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治亭等三位学者合著的《关东文化》一书〈关东文化总论〉一章中,对此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历史发展已证明,关东文化 的主体部分,史前时期文化,集中在辽西即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进入文明社会,当商周以后,则始终集中在辽宁以辽阳为中心的地区。这里一直是汉人的稳定居住区,又是清以前历代统治东北的政治中心。自战国时代的燕国设辽东郡于襄平(辽阳),历代至明基本设治于辽阳。即使如唐在黑龙江下游没黑水都督府,元分设行省,明则设奴尔干都司,辽阳仍不失为重要,仍然是统治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努尔哈赤进军辽东,一度把辽阳建为都城,后称东京。迁都沈阳后,辽阳才最终失去其中心地位、为沈阳所替代。但是,辽阳积千百年来的文化内蕴,是关东任何城镇无法比拟的。虽然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却较长久地保持着文化的优势,仍然处于不易动摇的文化中心地位。”(《关东文化》1998年版第415—416页)。这一科学的结论不仅为我们进行辽阳乡土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而且为辽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在这一科学结论启迪下,本文拟就辽阳作为地域文化中心的自然和历史条件的形成,以及我们应当怎样充分发挥“文化中心”优势,重振历史名城的雄风等问题,略抒鄙见,以就教于各方面的同志。

一、山川形胜,是形成地域文化中心的自然条件

    辽阳能够长期成为关东文化中心的首要因素,是因其具有优越而独特的自然环境。

    从整个关东地域宏观地形地貌观之,它像一个巨大的簸箕,其边自西迤北至东依次为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等山脉所包围。中间是肥沃的东北大平原。大平原的南部与辽东半岛、辽西走廊及朝鲜半岛连接处,正好矗立着东北第一城,即古襄平(今辽阳老城区)城。她既是本地域内的交通枢纽,战略要地,又是汉族和东北各少数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交汇点,从而形成长达两千年政治统治中心。

    从辽阳本境看,她是一个山川相间,土地肥沃,气候适宜,资源丰富的地方。适合人民在此拓垦居住,繁衍生息。东部山区,矿产丰富,西部平原宜农宜渔。太子河、浑河两大水系在境内形成水网,可灌溉,可通航。水陆交通便利,西通燕赵,东连朝鲜,南经辽东半岛跨海即是齐鲁,扬帆可通江南,北上则直入东北腹地,西北则可进入蒙古草原。

    以此之故,辽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英雄百战之地”,而“天下安危常系于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这段话出自明清之际朝鲜学者金景善所著《燕辕直指》一书,它非常准确地论证了以辽阳为中心的辽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努尔哈赤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621年攻克辽阳之后,对诸贝勒大臣们说:“辽阳乃明及朝鲜、蒙古接壤要害之区,天既予我,即宜居之”,决定将后金都城自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至于数年后他又决定迁都沈阳,那是为了更加接近其老根据地苏子河流域,并加强对当时尚残存在辽西地区明朝军队的进攻态势。

    辽阳境内丰富的煤铁等矿藏资源,对于她及周边地区的发展也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燕国就曾在此采铜冶炼,铸造“襄平布”币和兵器。汉代在这里开采铁矿(如在亮甲山和太平沟等地均发现汉代铁矿遗址)。以后历代多有采炼铜开采煤炭的行业。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近代工业技术的输入和日俄等帝国主义的入侵,本地区极为丰富的煤铁矿藏被大规模地开发出来,于是驰名全国的“钢都”与“煤铁之城”在辽阳原属境内逐渐成长发展起来,从而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也说明,地域文化中心,往往是先进生产力首先发展的地区。

    当然“英雄百战之地”也必然会是战祸频仍之区。这对辽阳人民来说是一场又一场悲剧;家室被毁,生灵涂炭;处处变成废墟,文化出现断层;南北朝时期,金元之际,明清之际,都出现了这种状况。

二、历代政治中心地位,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丰厚的文化内蕴

    自公元前300年燕国在襄平设辽东郡治以来,直到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近两千年间,辽阳几乎一直是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这种状况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并不多见。例如号称“九朝故都”的洛阳,在宋代之后就不再是全国和较大地域的政治中心。沈阳作为东北地区中心城市的历史,至今还不到400年。

    辽阳的另一个特点是城区稳定。在城市周边先后发现过许多古墓葬,从战国汉魏,高句丽时期一直延续到辽、金、元、明、清。但这些墓葬几乎全都位于太子河以东,护城河以外和北城墙遗迹以外,城区之内一个也没发现。这说明了襄平(辽阳)古城区在两千多年中始终保持稳定。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特点。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朝鲜顺川郡发掘的古墓中发现一幅高句丽埋藏的辽东城的壁画图。画中所绘的山(首山)水(太子河)与城的相互位置以及城的建筑轮廓与其后千余年明代所修《辽东志》《全辽志》所载之《辽东镇城图》大体相符。这个古城轮廓直到今日仍然从护城河和古城墙遗迹中清晰可见。这种两千多年城区稳定不变的情况,在全国历史名城中也不多见。

    辽阳历史上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多民族的汇集与交融。

    她首先是汉民族及其文化在关东地区长期稳定存在的基地。现代考古证明: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其中在辽西凌源与建平两县交界处发现的牛河梁遗址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证明早在5000年前在此创造先进文化的先民是汉民族的族源之一;他们分别向外迁徒发展。其中沿辽河南下的一支,后来就成了辽阳地区最早的居民。又据历史学家傅斯等人的研究,殷商本来就是起源于东北的族群。殷商之后,箕子东来;燕赵中原地区移民也纷至踏来。到燕国建郡之后,襄平地区已经成为燕长城以南的重要农业区之一。现代考古发现:关东地区至今已发现燕人所建古城16座,分布在从辽西、辽东到吉林、内蒙东部,中以襄平城规模最大,这说明以辽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已经成为汉民族的稳固基地。(见孙进已《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53—55页)从此之后,历经秦汉三国西晋,时间长达600多年间,这里一直比较稳定,社会发展水平基本与中原同步。1955年发现的辽阳北郊三道壕汉代农家村落遗址和此前发现的汉魏壁画墓群,用实物和画面展现了这里已经是东北地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已经形成。这个文化中心的功能,一是向区域内广为传播和幅射汉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促使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进步与改革;同时,她也不断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实行文化交融,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关东文化。

    她同时又是各民族的政治舞台和文化熔炉。从晋末全国性民族大迁移开始,辽阳先后经历了鲜卑慕容氏和高句丽前后约300多年的统治;唐末以后又经历了契丹辽女真金和蒙古元三个朝代共约450年的统治(918—1368)。在明代统一辽东、稳定发展250多年(1368—1621)之后;满族所建立的清代(后金)又取而代之,在此进行了290年的统治(1621—1911)。这些少数民族都是从关东地域内兴起的。辽阳在他们所建立的全国性或地方性政权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辽金为五京之一,元为行省驻地;明为都司镇城,后金曾建为国都,入关后把这里当作是龙兴之地。因此,这里就成了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熔炉。

    全面论述关东文化区域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非这篇小文力所能及。这里只举出几个例子,“以管窥豹,略见一斑”。

    让我们从金代诗人王庭筠谈起。据金元之际著名诗人元好问所撰《王黄华(庭筠号黄华山主)墓碑》记载:庭筠的三十二代祖就是汉末由太原移居辽东的著名学者王烈。“其十七代孙文栋仕高丽”,“又八世曰乐德居渤海(国)”后随东丹国迁辽阳,“其孙继远仕为翰林学士”;继远的后人由辽入金,多人入仕,其居住地也因宦迹而迁,由辽阳、熊岳而河北、河南,至庭筠则隐居于河南北部的黄华山。王氏祖孙数代为辽东文学世家。庭筠又是金代著名政治家、建筑家张浩的外孙;而庭筠的外孙则是金代另一著名诗人高宪。张氏、高氏都是渤海望族,迁入东丹国后成为辽阳仕族文学世家。(见马福清《东北文学史》234—248)由此可见在汉末至金代绵延近千年的时间里,经过几个民族政权的改朝换代,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始终以汉文化为主体,以辽阳地区为文化背景。

    另一个例子是红学界关于“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学术讨论,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愚以为其深远意义不仅限于对《红楼梦》的研究,而在于应当以此为契机,更广泛深入地研究明清之际及其以后,辽阳在满汉文化交流中的重大作用。明与后金在辽阳地区的政治军事斗争及其后果,加速了满汉民族的交融,加速了满族的汉化,也给汉族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由明入清的大批文臣武将纷纷以“汉军旗”的身份“从龙入关”。清廷入主全国,这些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后近三百年间,又有大批的关内的流民和“流人”(被流放的官吏和士人)来到关东。这种更大规模的交流,不仅使关东文化发生质的飞跃,而且使整个中华文化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以下是几个“挂一漏万“的例证。

    从清初到清末在政坛和文坛上都活跃着一批辽阳籍的汉军旗人。比如水利专家靳辅,不仅治河有功而且写出了《治河方略》;写《在园杂志》的小说戏剧理论家刘廷玑,写《鲊话》、《耳书》的诗人佟世思,写《常谈》反迷信的刘青图等等。直到清末民初,还出了一位杨钟义,他写的《雪桥诗话》、与盛昱合编《八旗文经》,是对满族文化总结性的工作。专论专收满族(包括汉军旗)文人写的诗文。是满汉文化交流的展现,也是关东文化的丰硕成果。

    再以语言交流为例。据现代满族语言学家爱新觉罗.瀛生先生研究:北京话特别是清代早期的北京话,是明代以辽阳话为代表的辽东语与明代北京话相结合的产物,而明辽东语,则大量吸收了满语的词汇和语法,并至今在辽沈地区方言中仍然使用。详见瀛生先生所著《北京土话中的满语》一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本书从语言学的角度为“曹雪芹祖籍在辽阳“提供了又一佐证,因为《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正是瀛生先生所谓的清代早期北京话,其中融入了大量辽阳方言土语。

    李治亭先生等指出:辽阳在努尔哈赤迁都之后,“虽然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却较长久地保持着文化优势,仍然处于不易动摇的文化中心地位。”事实的确如此。因为两千年的文化积累并不会因政治地位变化而匆匆消失,而丰富的文化内蕴必然会继续发挥作用。于是,在此之后,祖籍辽阳的曹雪芹写出了绝代巨著《红楼梦》,辽阳籍的文臣武将在创立和治理大清帝国中代不乏人。著名的辽阳才子王尔烈,在整个关东地区家喻户晓,并引以为荣。鸦片战争时期正在广东的辽阳籍诗人刘文麟,写出的爱国诗篇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开篇之作。直到近现代,还出现了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著名词学专家陈思,著名新文学家杨晦等全国知名的学者。而当今研究东北史的权威学者如佟冬、张博泉、孙文良诸位先生恰恰都是辽阳人;他们的著作是辽阳乡土文献,也是关东文化宝库的珍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辽阳传统文化优势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辽阳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许多英才,许多辽阳籍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斐声全国。辽阳地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累累且前途无量。关东文化中心还将继续发挥影响。

三、发挥传统优势,创造新的辉煌

    在简略地回顾辽阳作为关东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后,发人深省也引人深思:我们应当怎样继承和发扬“文化中心”的优势,选准自己的位置,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创造出无愧前人的业绩,重振历史文化名城的雄风呢?仅就所见,坦陈数端。

    首先,要充分认识辽阳作为关东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既不沾沾自喜,也匆妄自菲薄。要树立信心,努力自强,充分发挥“文化中心”与“历史名城”的优势,全力促进辽阳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使辽阳真正能够自立于全省及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林。简单的说就是要自信、自强、自立。

    为此要在全市干部群众中普及辽阳地方史的知识。使每个居住在辽阳的人都能够知市史、晓市情,为辽阳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中心”地位引以为荣,感到自豪。要反对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也反对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当作精华。要广收博采、取精用宏,继承发扬,古为今用。要通过宣传教育,使干部群众取得共识。

    党和政府在制订和实施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要充分认识辽阳的史情、地情、扬长避短、选准位置。辽阳处于沈阳、鞍山、本溪各大城市之间,如果不发挥自己的优势,随人之后,亦步亦趋,就没有竞争力。所以要独辟蹊径,把辽阳建设成为一个有丰富历史内蕴、有浓厚文化气氛,有优美自然环境,有良好基础设施的中等城市,继续发挥“文化中心”“历史名城”的作用。

    要充分开发利用辽阳地区丰厚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大体上可分为“软件”和“硬件”。先说“硬件”就是各种历史遗迹和文物,已发现的要保护好、利用好;能修复地有计划的修复。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地点虽然没有留下遗迹,但史书有明确记载的,可以在适当地方建馆、立碑、塑像,搞一些记念性建筑。另一类是“软件”,主要指地方文献,如旧方志、名人诗文集、名人书画手迹以及民间传说、民间文艺,民间工艺以及民风民俗等,都应当有计划的挖掘整理。通过出书,办展览,开庙会等形式传播出去。还可以邀请全国和关东地区各省市的专家学者来进行参观、讲学、著书立说,借助外力,扩大影响。为了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展示建国以来的新成就,还可以开展推选评定“辽阳新八景”的活动,以创造自然人文景观的新亮点。

    总之,在发挥“关东文化中心”作用,创建“历史文化名城”方面,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去做。关键在于,要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提高认识,取得共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方方面面的积极性,齐心合力,分工协作,一定可以重振辽阳雄风,创造新的辉煌。
 
     
     [注]:本文刊登在2003年6月出刊的《乡土》杂志第1期,作者为辽阳市乡土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会长,离休干部,曾任辽阳市档案局局长、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著作有《秉烛话辽阳》,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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