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朝鲜侯国考______与张博泉先生商榷-历史襄平-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箕子朝鲜侯国考______与张博泉先生商榷

于 2008/11/21 14:40:44 发表  历史襄平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国学论坛2008-6-11 12:31 :

邱华东
    在拙文 《辽阳三千年历史 考索》《乡土》第五期发表后,幸蒙辽阳学者关注,并收入《千年沧桑话辽阳》一书(张成良主编,孙世哲、詹恒学副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二○○五年版)。然《考索》一文之立论基础,在依历来旧说,定箕子“封朝鲜”在周武王“克纣”之后、所封之“朝鲜”位于辽东。

          九年春夏之际,在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殷晚期的“箕侯铜器”和所谓的“孤竹铜器”。遂有学者认为:箕子去朝鲜不在周武王灭纣后之“周初”,而是在“殷末”,是自“适”而不是被“封”于朝鲜;而“箕侯朝鲜侯国”不在辽东而在辽西,并指为古之孤竹国地,即“箕侯铜器”发现之地。因因何、何时“去之朝鲜”,当时之“朝鲜”又在何地,就值得重新认识和进一步探讨了。
提出新见的学者中,主要代表为已故吉林大学张博泉先生。张先生在其大作《箕子与朝鲜论集》一书中说:“自汉儒以来皆谓箕子适朝鲜之地在汉乐浪郡的朝鲜县,今之研究亦多因此旧说。自从箕器在辽西喀左发现后,始引起对箕子适朝鲜之地在汉乐浪郡说发生怀疑……。    有的认为箕子适朝鲜之地在辽西,箕子适朝鲜不仅不在汉乐浪郡,箕子本人也从未到过乐浪郡地。有认为在辽西喀左发现的殷晚期箕器是早于箕子来到这里的。周武王克殷后箕子到这里,而又迁汉乐浪郡地。在这两种看法中,我是主张第一种说法的”(1)P66。拜读先生大作,愚以为似有可商榷之处。今略抒浅见,以就教于诸位专家学者。

一、关于“箕子‘封’于朝鲜”的问题

      按:“箕子封朝鲜”,始见于秦、汉之际伏胜《尚书大传》,曰:“(周)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2)P8;又见于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载:“周武王伐纣克殷,访问箕子。……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3)P554~556;再见于东汉•班固《前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乐浪郡朝鲜”条东汉•应劭之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4)P551;复见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地理志》:“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5)P1058,等等。
      张先生说:“箕子去之朝鲜有两说,一说在殷末,一说在武王克殷释箕子囚后。依前说,武王克殷时,箕子在朝鲜,不在殷都朝歌;依后说,武王克殷时箕子尚在殷都朝歌,是不忍武王之释而去之朝鲜。在二说中,我认定的是前说”(1)P67。但如果说箕子去之朝鲜在周武王克纣之前的“殷末”,则存在着一个箕子是否曾经被殷纣王囚禁的问题。如果箕子被殷纣王囚禁为奴,武王克殷才“释箕子囚”,那么箕子是不可能在“殷末”就去朝鲜的。
     箕子被殷纣囚禁的记载,除前引《尚书大传》等之外,《史记•殷本纪》载:“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周武王克纣)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3)P57,《周本纪》:“命召公释箕子之囚”(3)P65,《齐太公世家》:“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3)P507;《礼记•乐记第十九》:“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6)P1542。先秦诸子也每载其事,如:《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7)P386;《孔子家语•辩乐解》:“武王伐殷……,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8)P21;《荀子•儒效篇》:“纣刳比干而囚箕子”(8)P86,《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乡善矣”(9)P329,等等。
      张先生解释说:“箕子既已适朝鲜,纣何以能囚箕子?依我之所见,史书所记载的囚箕子,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箕子逃去,已不在殷都,殷纣为掩盖真像,宣扬箕子已被他囚起来。一是殷纣没有这样作,而是传闻箕子被纣囚了起来。不管是哪种可能,据《史记•周本纪》周已在伐纣之前闻到箕子被囚,武王为拢终殷人宣布‘释箕子之囚’。这样,所谓囚,就纣王来说不过是凭口空说,就传闻来说,非有其事;就周武王来说,不过是宣告箕子无罪。其事真象是纣未真囚箕子,武王也未在殷都释箕子,箕子时在朝鲜。因之,今之研究箕子,承《尚书大传》谓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释,才从殷都走之朝鲜,证之《汉书•地理志》与在辽西喀左出土殷晚期箕侯器,是不符合实际的”(1)P67~68云云。张先生此说,于史无征,仅为主观臆断,且与史籍有所抵牾,也不合情理。试想,箕子之前,同为“三仁”、“三师”的微子等人先已逃去,纣王因何并无“掩盖”而“宣扬被囚”?“囚箕子”比“箕子去”更为丑恶,因何以“箕子囚”来掩盖“箕子去”?纣王“剖比干观其心”,惨绝人寰,至是已极,何所顾忌而“掩盖”?这都是说不通的。
      其实,张先生是因为辽西喀左北洞村出土的“箕侯器”是“殷晚期”、而不是“周初”,说:“箕侯(器)为殷晚期器,乃殷之国与爵之称,非武王所封”(1)P69。因此推论箕子是在殷晚期、在周武王克殷之前就到了“朝鲜”,不承认箕子是被周武王“封”之朝鲜。说:“周武王克殷后,没有采取封爵诸侯的制度”(1)P68;“箕子适朝鲜后与周隔绝,周武王不可能封他,箕子也无投周受封的思想。……箕侯于殷末适朝鲜后,仍继殷为箕侯,乃是殷之箕侯在东北延续,从就封的关系而言,是殷之箕侯,而不曾受武王封,为周之朝鲜侯”(1)P69~70。张先生举史证说:“《竹书纪年统笺》有段记载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王曰:咨尔商王父,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就新,辛赐朕以国。阐洪范九畴,侯赐以道。朕殚其邦土,靡有所私,乃朝鲜于周,底于遐逖,其以属父师’。这里没有武王封箕子的影子,箕子是作殷之箕侯去朝周的”(1)P140,“武王当时仍以殷时父师和箕侯的侯称呼箕子,并向他表明不想把箕子朝鲜地,因为灭亡了殷就据为周所私有,承认箕子所适朝鲜之地仍属于箕子所有。……箕侯在没有改称朝鲜侯前,一直称箕侯。而后来改朝鲜,也不是因为周封,而是自己易国名”(1)P70云云。
      绝对否定周武王之“封诸侯”,似过于武断。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孔颖达《疏》:“《正义》曰:由武王克商,得封建诸国,归公于武王耳。此十五国或有在后封者,非武王之时尽得封也。《尚书•康诰》之篇,周公营洛之年始封康叔于卫;《洛诰》之篇,周公致政之年始封伯禽于鲁。明知武王之时,兄弟未尽封也。僖二十四年《传》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亦以周公为制礼之主,故归公于周公耳,非尽周公封也。九年《传》曰:文、武、成、康之封建母弟,则康王之世尚有封国。宣王方始封郑,非独武王、周公封诸国也。僖二十四年《传》:数文之昭也,有十六国。此言武王兄弟之国十五人者,人异故说异耳,非武王封十五,周公始加一也。以鲁、卫验之,知周公所加非唯一耳”(10)P2119;《史记》卷三《殷本纪》记载:周武王灭纣之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于是,周武王为天子”(3)P57;卷四《周本纪》载:“于是,武王……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大禹之后于祀。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封”(3)P65;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3)P275,等等。以上记载,明确武王克周之后,有分封诸侯之举,只是其中有一些是成王、周公以后所封,而并未否定武王确实有分封诸侯之举。孔颖达之《疏》分辨甚明。而以常理推之,武王新取天下而“未集”,为稳定大局巩固政权,争取支持,特别是争取殷朝贵族的支持和服从,大封亲贵功臣以及先朝遗民中有影响有地位的人,以笼络人心、“蕃屏周室”,是极其重要和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政治措施。周武王灭殷之后,释囚、散财、发粟、振贫,续殷祀、封先圣之后,及封诸侯等等,确实是一个政治家所应为、所当为,也是其所必为。箕子之封,自是顺理成章。
      张先生引《竹书纪年统笺》之文,为清初徐文靖笺注所引,称引自《汲冢逸周书》,但查《逸周书》内并无此文,不知所自。《四库全书》本《统笺》此文为:“王曰:‘咨尔商王父师,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就新,辛赐朕以国。阐洪范九畴,锡侯以道。朕殚厥邦土,靡所私。乃朝鲜于周,底于遐逖,其以属父师’”(11)P38。按:张先生引文“商王父师”作“商王父”,“锡侯以道”作“侯赐以道”。“商王父师”是指箕子,而“商王父”则是指纣王的祖父。这是周武王对箕子之言,应以“商王父师”为是;“锡侯以道”,是说武王“赐”箕子,而“侯赐以道”则是箕子“赐”武王,两者相差甚巨,证之他本,似为“锡侯以道”。张先生对此的理解和解释是:这只是武王“表明不想把箕子朝鲜地,因为灭亡了殷就据为周所私有,承认箕子所适朝鲜之地仍属于箕子所有。在这段谈话中并无武王封箕子以朝鲜为国和封爵的意思”(1)P70,恐怕理解有误。
首先,说箕子于殷朝就“封”于“朝鲜”,或者说箕子殷末即“去之朝鲜”,于史无征,而且与文献记载抵牾难合(如“纣囚箕子”)。
      其二,周武王所说:“朕殚厥邦土,靡所私”,毫无疑问是指对全部所有(殚)的“厥邦土”皆“靡所私”,不是仅指朝鲜。否则,如张先生所说:“周武王没有封诸侯”,只“承认箕子所适朝鲜之地仍属于箕子所有”,那么对朝鲜以外的其他大片“厥邦土”,岂非不仅“有所私”,且“尽所私”了?“靡所私”之意,正是武王表明要将“殚厥邦土”即殷朝全部土地“靡所私”地分封诸侯。张先生所说“周武王未封诸侯,未封箕子于朝鲜”,失之武断而无据。
     其三,张先生认为箕子去朝鲜,不是周武王“封于朝鲜”,而是“殷末”自己“去之朝鲜”。将《汉书•地理志》所说:“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濊》所说:“昔箕子既适朝鲜”,《后汉书•东夷传》:“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作为其观点的历史证据(1)P148。其实,这里涉及到对史籍如何全面地综合考察、正确理解的问题。比如张先生所引的《后汉书•东夷传》那句话“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4)P1060,实际上是最后“论”之语,而同书在前之综述地理大势正文内,则明确有“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4)P1058之记载,可见《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认为箕子是被武王“封”于朝鲜的。应该从整体上来看待,不能仅取其符合己说的记载。《后汉书》既有“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之说,又有“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记载,这一例很清楚地说明因叙述的着眼点不同、角度不同,文字表达也有所不同。《汉书》记述的着眼点是箕子至朝鲜之后如何“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并不着眼于箕子是因何而至朝鲜。《三国志》所说“箕子既至朝鲜”之“既至”,是“过去时”之表述,也是记箕子“至朝鲜后”如何“作八条之教”云云,而不着眼于箕子是因何至朝鲜,并非另有他说。
  其四,说箕子“殷末”自己主动“去之朝鲜”,不符合箕子之为人行事及思想情感,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史记集解》注曰:箕子“犹守礼义,不惧不慑,乐道而不改其操也”(3)P553。可见,箕子于“殷末”乃守臣操,不忍“彰君之恶而自说(悦)于民”,没有听从别人劝告,不愿“谏不听而去”。并没有在殷朝灭亡之前就自己“去之朝鲜”,而是“被发佯狂而为奴,纣又囚之”,确实是周武王灭纣后之于朝鲜并被“封”的。

二、箕子所封之朝鲜在何地?

      历来将箕子朝鲜定为辽东之地,但张先生根据喀左发现“箕侯铜器”这一“物证”定为辽西孤竹国之地。“物证”我们下文再详论,首先查考一下张先生的“文证”。
    (一)、张先生说:“《周易》中有《明夷》卦,卦中有‘箕子之明夷’……。‘箕子’为人,而箕子所‘之’的‘明夷’为地域。   '箕子之明夷’,也就是‘箕子适朝鲜’”,“《周易•明夷》是记载‘箕子适朝鲜’最早和最可靠的珍贵史料”(1)P64,等等。
张先生考证说:“《帝王世纪》:‘汤特封墨台氏于孤竹,后九叶,孤竹二君子伯夷、叔齐’。应劭:‘伯夷之国也,其君姓墨胎氏’。《括地志》:‘殷时诸侯孤竹国’。《史记•殷本纪•赞》:‘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目夷氏。据此诸记载,孤竹为国,侯为爵,证之甲骨文有竹、竹侯不误,竹即孤竹。姓墨台氏,亦作墨胎氏、默夷氏。墨台氏,即目夷氏,亦即明夷,实皆出于貊夷的原音”(1)P19,认为“明夷应是中国古书中‘朝鲜’二字的最初写法”(1)P148。又说:“箕子适朝鲜,童业谓嵎夷即朝鲜,《说文》云嵎夷在辽西。《隋书•裴矩传》记载,孤竹国‘周代以之封箕子’。《庾开府集•周陇右总管长赠少保豆卢公神道碑》:‘朝鲜微(微为“箕”字之误)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国’。在辽西发现的箕侯器与孤竹器出土迩近可证。孤竹在辽西,即殷先人所居的殷土。孤竹姓墨台氏,即殷子姓其后分封的目夷氏,目夷即《周易》‘箕子之明夷’的明夷地。嵎夷、朝鲜、目夷、明夷就地域而言,为同一地区的同名异写”(1)P5。
     张先生将《周易•明夷》中“箕子之明夷”之“明夷”,当作“地域名”之“朝鲜”来考证,这是一首创的观点。但复核《周易•明夷》中的“明夷”原文,似既非“地域”,更非朝鲜:
1、“明夷”首先是一“卦名”。《周易•明夷》原文是:“离下坤上。明夷,利艰贞。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12)P49~50。
       这个“明夷”既有“翼”能“飞”、有“股”可“夷(伤)”,又能“狩”而“得大首”、有“腹”有“心”,如为“地域”之名,岂不怪哉?所以有人认为是一种“鸟”,邓求柏《白话易经》注释曰:“明夷:卦名。本为鸟名,即鸣鴺。荀爽以为飞鸟。李镜池考定为鸣鴺(详《古史辨》第三册)”(12)P143。而据传孔子《周易十翼》则说:“《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12)P49,“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12)P50,孔颖达《正义》注曰:“《象》称明不可灭者,明箕子能保其贞,卒以全身为武王师也”(12)P50,观其大意,则“明夷”类乎“明哲保身”之意。“箕子之明夷”是说箕子以“明夷”(略似“韬晦”)而“利贞”,既能得保全自身又能持坚贞之节。很显然,《易经》是以周文王囚于羑里而装疯、箕子见比干被杀而“佯狂”,身罹险境,以“明夷”之术“保身”而“保其贞”之例,来解释“离下坤上”之卦的含义。“明夷”绝非地名。因此,虽然“明夷”和“墨台、墨胎、默夷、目夷、貊夷”等读音相近,但似与之皆无关系。以之释为“朝鲜”,似有不当。
     2、至于张先生所说“《隋书•裴矩传》记载,孤竹国‘周代以之封箕子’”云云,查此原文在《北史》及《旧唐书》都有,《隋书•裴矩传》原文是:“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14)P190。可见裴矩是因高丽遣使而言,是将“孤竹国”和箕子所封“朝鲜”都指为“辽东”之“高丽之地”。裴矩将“高丽”、“辽东”、“孤竹”与“箕子封国朝鲜”混为一谈,谬误殊甚,不足为训。但将“高丽之地”指为“孤竹国”和“箕子朝鲜”,却恰为张先生观点之反证。而张先生将裴矩原文“高丽之地”四字删去,另添为“孤竹”,似更不当,也不合裴矩原意。
      3、《庾开府集•周陇右总管长赠少保豆卢公神道碑》所谓:“朝鲜微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国”,“朝鲜建国,孤竹为君”(15)P217,张先生不察其意,多次引用此文字作为史料证据。实则考察原文,似是而非。前句原文为:“朝鲜微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国,汉有四郡,秦为一侯”。“朝鲜微子之封”之谬匪夷所思,暂且不论,而所说“汉有四郡”则明指汉灭朝鲜后所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秦为一侯”,则是指“箕子之裔朝鲜侯”,然则“四郡一侯”皆指“辽东”之“朝鲜”无疑。后句原文:“朝鲜建国,孤竹为君,地称高柳,山名密云”。“朝鲜建国,孤竹为君”颇合张先生之意,但仔细推敲,整个辽东、辽西皆无什么“高柳”之地,《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高柳县”属“代郡”,也就是今天之山西阳高县;辽东、辽西和“孤竹国”也没有什么“密云山”,“密云山”实为北京“密云县”南之“横山”,为周初燕国境内之山。“高柳”、“密云”皆与朝鲜、孤竹无关,完全是东拉西扯,不着边际。盖庾信系弄翰词臣,堆砌辞藻、推敲四六,非以考实史地为意。
张先生的考证及其所依据的文献史料,皆不足以证实当年箕子所封之朝鲜在辽西,在孤竹国。而大量的文献史料却证实“箕子封朝鲜”之地确实是在辽东一带,今也略举一二以供参考:
     1、《山海经•海内北经第十二》载:“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晋•郭璞注曰:“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命,今在带方。带方有列口县”(16)P143。“列阳”之释地,有为辽阳、辽河、梁水、列水等等之说,但皆在辽东;“海北”为渤海之北,“山南”则是长白山之南,为辽东地理特征;郭璞所说“带方”,《汉书•地理志》属乐浪郡。而“列口县”,《史记•朝鲜传》记汉武帝进军朝鲜,有楼船将军“兵至列口”之记载(3)P1074。皆系说“箕子所封朝鲜”在辽东;
     2、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五《朝鲜列传》,南朝宋•裴駰《史记集解》曰:“张晏曰:朝鲜有湿水、洌水、汕水三水合为洌水。疑乐浪朝鲜取名于此也”(按:张晏,三国时魏人。);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曰:“潮仙二音。《括地志》云:高丽都平壤城,本汉乐浪郡王险城。又,古云朝鲜地也”(3)1069;
     3、东汉•班固《前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4)P559。在“乐浪郡朝鲜”条下注曰:“应劭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鲜”  (4)P551(按:应劭,东汉人);
      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濊,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濊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5)P1058;
      5、晋•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东夷传》:“濊,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17)P361~362;
       6、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乐浪郡:朝鲜,周封箕子地”(18)P48;
      7、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东夷传》:“东夷之国,朝鲜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犹有礼乐云”(19)P89,而所记“东夷”,皆在辽东;
      8、唐•李延寿《北史》卷九四《高丽等传》:“暨箕子避地朝鲜,始有八条之禁,疏而不漏,简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载不绝。今辽东诸国,或衣服参冠冕之容,或饮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经术,爱乐文史,游学于京都者往来继路,或没世不归。非先哲之遗风,其孰能致于斯也”(20)P336;
     9、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六一《温大雅传》:“彦博进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21)P283~284;
      10、元• 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高丽本曰高句丽。……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22)P1589。
……
从以上先秦两汉一直到宋元,文献史料记载,皆说箕子所封之朝鲜在辽东,毫无二致。

三、关于辽宁喀左北洞村所发现的“箕侯铜器”问题。

      张先生的观点和论述,都是从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同时发现“殷末期”的所谓“箕侯铜器”和所谓的“孤竹铜器”这一点出发,考证推论箕子是在周武王灭纣之前“适朝鲜”,而这个“朝鲜”就是位于“辽西”(河北滦河下游卢龙一带)的“孤竹国”之“地域”。
但是,这种推论总令人感到不合情理:一者,孤竹国历史悠长,系殷朝诸侯国,箕子何以能在其国土内,“鸠占鹊巢”建立自己的“箕子侯国”?二者,孤竹国自有国君,箕子何以在孤竹国内“制八条之教”,指手画脚,“喧宾夺主”?三者,孤竹国是历史上有名的“君子国”,礼义教化堪称当时楷模,怎会不知“礼义、田蚕、织作”?怎会无有“典章条教”?又何需箕子跑到那里去“教以礼义、田蚕、织作,制八条之教”?揆之常理,只有 “辽东”那些尚未开化,不知“田蚕、织作”、不知“礼义教化”、未有“典章条教”的“濊貊蛮荒”之地,箕子才可能如此作为。因此,谓箕子所“适”之朝鲜在辽西孤竹国之地,不合情理。
      那么,喀左发现的“殷周之际”的“箕侯铜器”和所谓的“孤竹铜器”是怎么回事呢?愚以为须重新作一番考察和解读。
     1、铜器窖藏的年代。“窖藏”所谓“孤竹铜器”的一号坑和“箕侯铜器”的二号坑,两者相距仅3.5米。“孤竹铜器”皆是酒器,而“箕侯铜器”皆是烹饪之器,两者很有可能是一套器物,相距又如此近,应为同时同批之“窖藏”。但是,二号坑出土的六件铜器中,至少有两件可确定为周初或周初稍早之物:一为“龙凤纹罍”,制作精美,十分罕见,据当时参加发掘的学者称:此器与四川彭县竹瓦街发现的西周初年窖藏罍酷似,“故此‘龙凤罍’当为西周初年和稍早时间的作品”(23)P369;一件为“带方座簋”,学者称:“簋加方座是周初开始出现的作风,商代尚未见,铭文也为周初习见,故此簋当为周初器”(23)P369。那么,“窖藏”时间最早不过“周初”,最晚则甚至可能在春秋、战国。从北洞“窖藏”中既发现“殷末”之器又发现“周初”之器,这也和张先生的主张是矛盾的,如按张先生之观点,箕子未受武王之封,“殷末”而“去之朝鲜”,则不应有“周初之器”。
      2、因何“窖藏”此地?有学者认为可能与祭祀有关,比如祭祀天地山川。但是,殷、周的祭祀未有埋藏鼎彝重器之制度。据《礼记》卷五《曲礼下》记载:“天子祭天地,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孛牛,士以羊豕”(24)P1268,其他也不过是“大特少牢,鸡犬兔鱼,稻粱黍稷,水酒清酌,嘉玉量币”而已,各类青铜器仅仅是盛放祭祀物品之容器,或礼仪之陈设,无有以埋藏鼎彝重器为祭祀之举。《礼记》记述虽主要是周代之礼制,但周原为殷朝的一个诸侯国,它的灭殷,是内部造反,并非外族侵略,所以有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因此周的典章制度,必然与殷一致或大致相仿,因此可断定殷朝也必无以窖藏青铜重器为祭祀之礼。且祭祀山川,必为名山大川,喀左北洞一带,显然不是祭祀山川合理的场所。因此,愚以为喀左“窖藏”与祭祀山川无关,而是可能与某种“变乱”有关。
       青铜鼎彝之器是国之重宝,权力地位的象征,至今尚称“夺取政权”为“问鼎”。不可能随意“窖藏”于荒郊野外,必然是因有某种“变故”而迫不得已。周初政局并不稳定,所谓“周初定未集”,“集”者协和也,“未集”则是天下尚未安定协和。互相之间的攻打掠夺是常见之事。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吕尚(即姜太公)被封于齐后,半路得到警报,“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3)P508。周武王时代,孤竹国一带也正是“未集”之“远方”,“九夷”等等之类很可能也会去“伐”之而争地,“窖藏”可能与受到攻伐有关。
      再者,《礼记•曲礼下》记载:“大夫、士去国,祭器不逾竟(境)。……大夫、士去国逾竟,为坛位,乡(向)国而哭”,汉•郑玄注曰:“此用君禄所作,取以出境,恐辱亲也”,唐•孔颖达疏曰:“祭器不逾境者,既明出礼,先从重物为始也。逾,越也。此祭器是君禄所造,今既放出,故不得自随越境也。注云:此用至亲也,无德而出,若犹滥用其器,是辱亲也。《隐义》云:嫌见夺,故云恐辱亲也”(24)1258。当时孤竹国东境,为殷、周直接管辖地区边境,很有可能是箕子家族之人周初“去国”(可能是投奔箕子侯国)之时而“筑坛乡(向)国而哭”并“窖藏”之。这种解释与“周初铜器”的存在并不矛盾,而与前面提到的张先生“箕子殷末去之朝鲜”的主张相抵牾。
      最后,喀左北洞所谓“箕侯铜器”也不成套,不符合殷周祭祀之制。按,《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载“宋始以不义取之,故谓之郜鼎”,汉•何修注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25)P2214。过去有“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之说。以爵位论之,箕子为侯爵当用七鼎六簋;以官职论之,箕子为三师之一当用五鼎四簋。而此仅见三鼎一簋,不合箕子身份。且此三鼎制作时间、形制各异,一方鼎二圆鼎。一方鼎及“ 父辛圆鼎”定为殷末期,而“兽面蝉纹圆鼎”不仅形制、纹饰不同于“ 父辛圆鼎”,且定为“周初器”(23)P369,根本不成套,完全是杂凑而成!所以,根本不可能是什么“箕侯国”的祭器,其“窖藏”于辽西喀左,当另有原因。
因此,无论如何,仅仅因喀左有“窖藏”之“箕器”,就认定“箕侯”即“箕子”,认定“箕子侯国”之地在辽西孤竹国,似有不当。
      3、从青铜器物反映的箕侯国和燕国的关系,看喀左“箕侯鼎”。
带铭文的“箕侯铜器”至今出土好几器。如1982年北京市顺义县牛栏山金牛村一周初墓葬中,出土八件带铭青铜器鼎、卣、尊、觯、觚、爵等,铭文皆为“亚 侯父乙”字样(26)P65~67;1867年(同治六年)在北京城郊出土的两件周初的燕侯诸器中,“匽侯匜”(即“亚盉”)上铭文为:“ 侯亚 ,匽侯锡亚贝,作父乙宝尊彝”(23)P370,以及北京芦沟桥、房山县琉璃河殷周之际墓葬,都出土有铭文“亚 侯”的青铜器。这就给我们带来疑问,为什么在北京一带,即周初燕国之地的墓葬,会出土“周初”的“箕侯铜器”?而“匽侯匜”铭文则非常明确地显示,这位“ 侯亚 ”接受“匽侯”(燕侯)的赏赐(“锡亚贝”)而“作父乙宝尊彝”,也就是说“ 侯亚 ”是臣属于“匽侯”(燕侯)的。1955年,在距北洞西南大约7.5公里的海岛营子马厂沟,出土一批青铜器“窖藏”中有一件周初的“匽侯盂”(23)P370。
       北京城郊出土的“匽侯匜”(即“亚盉”)铭文中的:“ 侯亚 ”,与辽宁喀左北洞发现的方鼎铭文中的“ 侯亚 ”为同一人,而“亚 侯父乙”则是其同族人,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这样,如果按照张先生的观点,以“ 侯亚 铜器”的发现地来推断“箕子朝鲜侯国”所在之地,岂非箕子之朝鲜国既在辽西喀左所谓“孤竹国”,又在北京的“燕国”,而且臣属于燕国?而且北京顺义县发现“墓葬”的“亚 侯父乙”铜器,岂不更有力地证明北京燕国是箕子朝鲜侯国之所在?而海岛营子马厂沟“窖藏”中出土“匽侯盂”,岂非所谓的“孤竹国”和“箕子朝鲜侯国”皆在燕国国土范围之内?而这显然是不通的!
     因此,愚以为:第一,不能仅仅以辽西喀左发现“窖藏”的“亚 侯 ”殷末铜器,就认定辽西喀左一带是“箕子朝鲜侯封国”;第二,“ 侯亚 ”及其铜器的在辽西喀左发现,似与“箕子封国朝鲜”之事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三,辽西喀左“窖藏”的“ 侯亚 铜器”和所谓的“孤竹铜器”应该是从他处携带至此的,不足以证实该地就是“孤竹国”,就是“箕子朝鲜国”。
     4、所谓“孤竹铜器”铭文的释文。
     在喀左北洞村一号坑发现的2号罍铭文是“父丁  微亚”,其中“  ”两个字,一般隶定为“ 冄(冉)”,而晏琬先生在《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一文中,释为“ 竹(孤竹)”。他说:“战国私印‘令狐佗’,‘狐’字偏旁‘瓜’字作‘ ’;战国前期器令狐君嗣子壶‘瓜’作 ”,因此将“ ”隶定为“ ”即“孤”字(27)P276。
     按:北洞文物发掘小组将“ ”隶定为“ ”字,并指出铭文“  ”类似字样的铜器,先后发现有四件,有“  ”、“  ”、“  ”、“  ”四样写法。其中“  ”、“  ”为一件铜器中体、盖同样铭文中的两样写法(23)P368。“ ”字左上部分,分别从“戈”、从“干”、从“矢”、从“子”四种写法,戈、干、矢,皆为兵器,“子”、“矢”和“干”在甲骨文和钟鼎文中十分相近,发掘小组将这四种写法认定为同一个字,显然是有道理的。而仔细察看北洞村一号坑2号罍铭文拓片,左上部分作“ ”,与 和 皆有较大差异,肯定应为“戈”而不可能是“瓜”。相同一字而又写作“ 、 、 ”,分别从“干”、从“矢”、从“子”,更不可能释为“ ”字。晏琬先生以“令狐君铜器”及古玺中“狐”字偏旁的“瓜”字来释“ ”字,而“狐”字在甲骨文中作“ ”字,形声字,从“亡(无)”声(郭沫若说)而不从“瓜”声(28)P1103,所谓“令狐君铜器”及古玺文中的“狐”字作“ ”(29)P563,也从“亡”而不从“瓜”,从“瓜”则是比较晚期的写法。晏琬先生误读而已。因此将“ ”释为“孤”字,似不可信;
       至于“ ”字,过去一般释为“冄(冉)”(30)P260,而晏琬先生等人释为“竹”。“竹”字在甲骨文部首和钟鼎文中写作“ ”(如战国中山王圆壶)(30)P309,象形字,与“ ”是有较大差异的。而“冄(冉)”字,在甲骨文、钟鼎文中作“ ”或作“ ”(30)P260,钟鼎文中又作“ ”,出土的《老子》竹简中也有这种写法(29)P42,《老子》是学界所熟悉的,不可能错释。显然释为“冄(冉)”字较为可信。另外,北洞同时出土的“ 父辛鼎”,断代或为殷末或为周初。其“ ”字,发掘报告原文未释,也有人释为“箕”字。但经查对,也应为“冉”字。甲骨文中的“爯”字(30)P68、钟鼎文中的“偁”字(30)P21 、“爯”字(30)P68、“冓”字(30)P260,其“冉”部皆写作“ ”形,可证。“ 父辛”三字应释为“冉父辛”。这一字之确释为“冉”字,证明同地同时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皆有名“冉”之人,反过来也成为“ ”字之应释为“冉”字的有力佐证。

     四、几点拙见

      综上所述,以愚之浅见:
       1、辽西喀左发现“ 侯亚 铜器”和“  铜器”,既与“孤竹国”无关,也与“箕子封朝鲜”无关。不能以此定箕子朝鲜侯国之地; 
           2、辽西喀左,既非“孤竹国”之地,亦非“箕子朝鲜侯国”之地;
      3、箕子周初所“封”之朝鲜侯国,当依旧说,起始就在辽东“濊、貊、句骊蛮荒”之地。
箕子在辽东“蛮荒”之地建立“朝鲜侯国”,“教以礼义、田蚕、织作,制八条之教”,而据朝鲜古籍《朝鲜史略》和《海东绎史》等书记载:“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国人五千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教以诗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殷民从之者五千人,诗书礼乐及百工之具皆备”(31)P11~12。将中原的政治、法律、思想意识、道德规范以及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技术在当地传播,可以想见,朝鲜侯国的生产力水平必定得到极大的提高,财富和国力必然得到迅速地发展,最终形成一个鼎立在辽东的强国。因此其疆域就自然会向四面扩展,以至于在战国末期,统括辽东和辽西,“亦自称王”,形成一个足以和强大的燕昭王时期燕国相匹敌的朝鲜侯国。
     这里有一个问题,《史记•匈奴传》和《三国志》裴注所引《魏略》,都记载了战国末期燕昭王时贤将秦开破袭“东胡”或“朝鲜”之事,有的学者认为是两件事。如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一书中说:“公元前300年,秦开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继之前280年,秦开攻箕氏朝鲜,‘取地二千里’。东胡在燕之北,‘千余里’系指南北之袤;朝鲜在燕之东,‘二千里’系指东西之广而言”(31)P24。此说不妥,因为《史记•匈奴传》记载,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后,“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3)P1031,显然所取之“东胡”原有之地包括辽西和辽东;《魏略》则说:“秦开攻其(朝鲜)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朝鲜遂弱”(17)P362,这东至“满潘汗为界”的“二千里”之地显然也包括辽西和辽东,《史记•匈奴传》和《魏略》记载的显然是一回事。仅从此事也可看出,周初所封之“箕子侯国”起始就在辽东。
     位于辽东的箕子侯国,处于周初“远方未集”之时,西有强敌燕国,四周则处在“东夷”的包围之中,要想建国立业,必定要“设障塞”、“建城守”,否则无法安身,更谈不上发展壮大了。而随箕子而去的五千殷人当中,又“百工之具皆备”,因此建筑襄平等城,也是必然之需、必然之势。所以笔者《考索》一文据此推断“古襄平”的城建历史,当有三千年左右,并非向壁虚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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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年二月四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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