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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阳名人:刘祚昌先生与美国史研究

于 2012/6/3 10:39:27 发表  历史襄平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百度搜索《美国研究》2006年第4期陈海宏 :

      刘祚昌先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国世界史和美国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先生于2006年3月11日凌晨在美国西雅图逝世。噩耗传来,作为刘先生的第一个硕士生,我十分悲痛。谨以此文追思和纪念刘先生。

  刘祚昌先生(曾用名刘西仁)于1921年5月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一个耕读世家。其父刘国廉曾是清末贡生,在文史方面有较深的造诣,长期在辽阳和沈阳一带教书。刘先生受到家庭的影响,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尤其喜爱中国的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化。在读小学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学校强迫学生学习日语,进行奴化教育。这激起了刘先生的民族义愤,深感当“亡国奴”的耻辱。 抗战爆发后,刘先生于1939年离家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社会经济专业。后因战事扩大,刘先生南下,辗转到大后方昆明,入西南联大政治系就读,不久又转到历史系学习。在西南联大的自由、民主空气的薰陶下,刘先生如饥似渴地学习。两年后,他又转学到四川大学史地系。在那里,他曾选修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讲授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这门课,从中受益匪浅,为他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走上治学之路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同时,他对外国史、尤其是欧美近代史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这段学习,他痛感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愚昧”。他决心选择历史研究作为毕生的事业,要用历史进行启蒙工作,消除人民的“愚昧”。他特别热衷于美国史的研究,希望利用仅有200年历史的美国的成功经验,来激励国人奋发图强。他的学士论文题目就是《罗斯福的新政》。【注释】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注尾】 从此,他将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美国史的研究上。
1946至1948年,刘先生先后任教于沈阳东北临时大学补习班、东北大学先修班和长春大学等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刘先生在长春东北大学(后改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讲师,讲授世界近代史。这里培养了新中国最早一批世界史工作者。他们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创建了各高校的世界史专业。1956年,刘先生调到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当时他正值精力充沛、出成果的黄金时期,却因耿直的性格被打成右派,从此在政治上长期受到歧视和打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受到冲击,被批斗、下“牛棚”劳动改造……然而种种磨难并没使先生倒下。他忍辱负重,以顽强毅力进行研究工作,为以后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打下了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刘先生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在学术研究上焕发了青春,不断推出研究成果,各种荣誉和头衔也接踵而至。1978年,他担任硕士生导师,开始招收“文化大革命”后的首批世界史研究生。1980年他被评为教授。1986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担任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1989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帖。他先后当选为第6、7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以及山东省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他还多次应邀访问美国,参加学术会议,进行研究和讲学活动。
退休后,刘先生还笔耕不辍,临去世前刚刚出版了130万字的巨著《杰斐逊全传》。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的世界史和美国史研究事业。

  刘先生在世界史领域成绩斐然,其中对美国史的研究成果尤其令人瞩目。他一生对美国史的研究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0年,他主要利用苏联的研究成果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二阶段:1970年至1978年,开始突破苏联史观的束缚,直接利用英文的第一手资料,尽可能避免公式化和教条主义倾向,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第三阶段:1978年至2006年,完全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利用英文第一手资料,进行独立的研究,在批判研究著作的基础上写出观点新颖的文章。据初步统计,他共撰写了有关美国史的论文30余篇,专著4部,译著1部。早在1954年,华东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他的《美国独立战争简史》。这是我国史学界研究美国史的开山之作之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收获季节。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美国内战史》。这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撰写的水平最高的一部美国史的学术专著。刘先生在晚年将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托马斯·杰斐逊的研究上。他决心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位美国历史上的伟人,使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制度。他参阅了上百部英文原著,积累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和卡片。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系列有份量的文章【注释】《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历史研究》,1980年第10期;《杰斐逊与美国现代化》,《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杰斐逊、麦迪逊与共和党的兴起》,《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杰斐逊改造美国土地制度的宏图》,《美国研究》,1987年第4期;《杰斐逊的独特风格》,《文史哲》,1990年第3期;《杰斐逊与美国宪法》,《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论杰斐逊的农业理想国》,《美国研究》,1989年第3期;《论杰斐逊的教育思想》,《山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杰斐逊与弗吉尼亚社会的民主改造》,《山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注尾】,并用5年时间写出了专著《杰斐逊传》,于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和邓红风合译了《杰斐逊集》(上、下集,三联书店1994年版)。他写成的130万字的巨著《杰斐逊全传》,2005年由齐鲁书社出版。
刘先生着力于研究杰斐逊思想。经过艰苦探索,他在学术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他指出:杰斐逊独特的人生观在于认为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和人生目的。政治自由和经济上的保障固然是幸福的前提条件,物质上的享受固然是幸福的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对人类来说,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幸福。美好的家庭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其次是读书,这是人生的乐趣。从这样的人生观出发,产生了杰斐逊的人文主义思想。杰斐逊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自然权利学说,使之包括了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以及革命的权利。杰斐逊对专制和暴政深恶痛绝。他认为防止暴政的最可靠的手段有三:一是发展教育以提高人民的辨别力并能更好地行使其民主权利;二是通过三权分立、互相牵制以保持权力的平衡,同时各级政府层层分权,从而有效地制约权力,三是通过人民监督和用革命暴力来反抗暴政和压迫。
刘先生还进一步阐述了杰斐逊是如何将他的民主思想付诸实施的。杰斐逊任总统时,其施政方针以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为依据。他为建立理想的小农共和国实行了改革,精兵简政,抑富扶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美国的民主制度。他用和平手段收购了路易斯安那,使美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为美国的“西进运动”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为弘扬道德做了大量工作。作者总结了杰斐逊的一生,指出:他“是一位集杰出的思想家、杰出的学者、杰出的政治家和杰出的身体力行的道德家于一身的稀世伟人。”【注释】刘祚昌:《杰斐逊全传》,齐鲁书社,2005年7月,序第18页。【注尾】
除了杰斐逊外,刘先生对另外两个美国历史人物林肯和道格拉斯也格外青睐,他有6篇文章涉及到林肯。【注释】《林肯新论》,《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林肯、黑人和奴隶制度》,《光明日报》,1964年1月29日;《林肯解放黑人的历史真相》,《史学月刊》,1965年第8期;《论林肯》,《美国史论文选》(1984年);《论林肯》,《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1期;《论林肯的政治家风范》,《山东师院学报》,1984年第5期;《道格拉斯》,《外国历中名人传》(近代·中册),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对美国黑人领袖弗·道格拉斯的评价》,《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期 。【注尾】刘先生纠正自己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形成的一些否定性的观点,独辟蹊径,从林肯的个人性格和品德出发,专门论述他的政治家风范,将林肯写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指出,林肯的高尚品德和政治家风范,使他能够听取和接受人民的批评和意见,顺应历史潮流,顾全大局,勇于改正错误,做出解放黑人奴隶的历史性决定,并颁布《宅地法》,进行军事改革,从而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也确立了他的历史伟人地位。此外,刘先生还为在国内学术界因极“左”思想影响而长期遭到否定的美国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翻案,客观地对其一生做出评价:“他的前半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黑人解放斗争上面,他代表美国数百万被压迫的黑人奴隶及自由黑人的利益,为黑人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注释】刘祚昌:《道格拉斯和美国黑人解放运动》,《历史学》,1979年第4期;《道格拉斯》,《外国历中名人传》(近代·中册),重庆出版社,1984年;《对美国黑人领袖弗·道格拉斯的评价》,《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期。【注尾】
刘先生不但喜爱美国的历史人物,而且对美国的两次革命也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对于独立战争,以往的研究偏重于对英斗争和政治、经济领域,而忽视了内部的民主改革。刘先生在其专著《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及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世界史·近代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及相关论文中【注释】《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3年版;《独立战争与美国人民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2、4期;《美国的独立与独立宣言》,《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5、6期;《北美独立战争胜利的原因》,《历史教学》1957年第1期;《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重商主义政策》,《贵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2期。【注尾】,弥补了这一不足,突出了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他指出: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国内也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在政治上,通过了民主的州宪法及全国宪法,在全国宪法中增加了《权利法案》,扩大了选举权,在一些州实行了宗教自由和教育改革;在经济上,废除了契约奴制、半封建的大土地制,在北方和中部各州废除了奴隶制度,在西北地区禁止奴隶制。他得出结论认为:美国革命的特点是温和的、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在美国内战史的研究中,他力图突破前苏联和极“左”思想的影响,尽量避免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大量使用英文资料,他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研究林肯的文章外,他还论述了南方黑人的土地问题、废奴运动、《宅地法》、武装黑人等与内战有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注释】《美国人民争取西部土地的斗争与宅地法问题》,《世界历史》,1979年第10期;《马克思论美国内战》,《文史哲》,1952年第3期;《美国奴隶制度的起源》,《史学月刊》,1981年第4、5期;《对于美国南北战争原因的初步探讨》,《文史哲》,1953年第3期;《美国内战期间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史学月刊》1964年第9期;《美国内战与武装黑人问题》,《安徽师大学报》,1977年第6期;《美国南方黑人的土地问题: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的历史关键》,《史学月刊》,1965年第4期。【注尾】 在专著《美国内战史》中,他不但注重写历史人物,“通过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乃至个性,去再现历史事件及过程”,还“着重写黑人的血泪史,不但写黑人在南部奴隶制度下的悲哀和所受的苦难,而且也写黑人英勇斗争的事迹及解放后的欢乐和失望。”【注释】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注尾】 他坚持实事求是,将美国历史上这场影响深远的内战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介绍了当时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情况。
刘先生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关于美国政治体制的研究。他的贡献在于论证了北美殖民地时期存在着大量的民主因素。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是一个黑暗的专制社会,充斥着民族压迫、宗教专政、阶级剥削、契约奴和黑人奴隶制度。刘先生认为北美存在着大量的民主因素,包括:由于对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不严,因此绝大多数白人居民拥有选举权;按人口和选区确定议院席位的代表制具有一定的公正性;由选举产生议会;无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人们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绝大部分重要官员和议员是选举产生的,以及地方自治。他还特别阐述了北美的议会制度,分析和论述了北美议会的起源、形成、特点及其历史意义。刘先生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北美存在的这些民主因素有利于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为独立战争及其后的美国政治制度建设铺平了道路。【注释】《美国殖民地时代的议会制度》,《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论北美殖民地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民主因素》,《文史哲》,1987年第3、4期。【注尾】
刘先生学贯中西,有着深厚的中国古文字和历史的功底。因此先生的作品文字简洁,文笔生动优美。如在写杰斐逊时,作者使用了许多中国的古代成语、古人古事来对比和描述杰斐逊。他把杰斐逊比作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子产、诸葛亮、文天祥和方孝孺,他们的行为、思想和业绩都体现了孔子所提倡的“仁”字。另外,刘先生是把杰斐逊作为一个“人”来写的。他详细描写传主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但生动具体,有血有肉,凸现出传主的个性特点,而且使读者读起来如面对其人,身临其境。
刘先生的美国史研究得到学术界的好评。《美国内战史》被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杰斐逊传》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国家教委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等奖。《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注释】《历史研究》,1980年第10期。【注尾】 一文被译成英文发表在美国《中国的历史研究》上【注释】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Spring,1981.【注尾】。1981年美国的《弗吉尼亚评论》【注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Summer ,1981.【注尾】 发表了美国学者对该文的评论,称“中国人发现了杰斐逊”。该文获得《历史研究》优秀论文奖。

  刘先生一生品德高尚。他认为人生在世不能碌碌无为,应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应该对国家对人民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和历史学家,更应该有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历史教学和著述,介绍国内外尤其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为借鉴,使人民从历史中得到启迪,摆脱愚昧。这样就可以使中国走上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现代化之路。
刘先生 “做学问看成是自己的身家性命”。【注释】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注尾】 他读书、写作,不论节假日,从不间断。他淡泊物质享受,生活俭朴,追求“精神上的幸福。”
刘先生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他常以《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自勉。他无论做何事,一旦选定目标,就会一直坚持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1957年以后,他有4年多时间不能上讲台,但他在白天劳动之后,晚上就埋头在书本之中,只有这时他才忘记肉体上的劳累和精神上的痛苦。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他又饱受红卫兵的批斗、殴打和抄家,但他的科研工作一天都没停止。有时他人在批斗大会上站着,头脑中仍在考虑着学术上的问题。在厨房劳动时,他曾经利用午休时间,将伊尔文的《见闻录》译了十几万字。他写作《美国内战史》时,正是他在政治上遭受打击最严重的时期。他以惊人的毅力四处搜集图书资料,几次自费到北京图书馆抄写材料,有一次连抄了25天材料。当他费尽几年心血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手稿时,手稿却被红卫兵抄走了。他不灰心,从头再写,又用了3年时间才将这部近50万字的著作写了出来。
刘先生十分注重“史德”。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教育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他治学严谨,写文章一丝不苟,反对写作中的投机取巧、粗制滥造。
刘先生虽已辞世,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和崇高品德,将永远是我国世界史和美国史学界的宝贵财富。

陈海宏: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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