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第一镇”永陵:光绪元年曾并发两大奇案-辽海信息-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满族第一镇”永陵:光绪元年曾并发两大奇案

于 2009/11/12 21:00:19 发表  辽海信息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凤凰网2009年11月12日 09:27:
大清帝国的开国元勋们,称霸中原壮志未酬,便相继长眠于辽沈大地上,为后人留下“关外三陵”,留下诸多流传至今的传闻轶事。枫红松翠深秋时节,记者来到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聆听了永陵的动人故事。

永陵古镇享誉“中华满族第一镇”

出抚顺、过章党,一路向东,车行“南(杂木)新(宾县)”公路之上,蓦地,前方出现一座硕大牌楼。这便是永陵镇的门户。

永陵镇建筑分列“南新公路”南北两侧,有居民住宅楼房、门市房。这些建筑屋顶大多青砖小瓦、单檐歇山,颇具满族风情。在鳞次栉比楼房之间,间或遗留着一两座青砖小瓦、单檐硬山老平房,展示着永陵镇历史悠久的年轮。

正是深秋时节,永陵镇街道两侧,随处停靠着卖白菜、大葱的机动三轮车。街面上,超市、饭店、理发店、浴池、旅店、日杂商店、农机商店等一应俱全;妇女儿童用品、品牌时装、手机电脑、家用电器、美容美发、化妆用品等,给这座古镇平添了几分现代气息。

永陵镇政府坐北朝南,院落宽敞,楼房“粉墙黛瓦”,清新利落。有关人员介绍说,永陵镇位于新宾满族自治县中部,地域面积525平方公里,辖24个行政村,龙岗、凤仪两个城镇社区。全镇4.2万人,满族占75%,被誉为“中华满族第一镇”。

永陵镇境内,清初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多达48处。其中包括:清代第一陵永陵;后金第一都城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建造的皇寺;清代顺治十五年(1658年),重建显佑宫时的赦建碑;500岁高龄的古榆……与此同时,永陵镇还继承、保存着具有浓厚满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满族传统音乐、舞蹈、服饰、工艺品、文学作品,以及婚嫁礼仪、民族食品、民族体育与游戏等民俗风情。

百年前永陵街市繁华商贾如云

永陵镇南面,便是浑河上游、清澈见底的苏子河。河畔草滩上,一位大爷赶着洁白的羊群迎面走来。大爷姓关,今年74岁,祖辈居住永陵镇。关大爷坐在路边石头上小憩,任凭羊儿们“咩咩”叫着,低头啃食绿草。关大爷边用树棍儿在地上画图,边说起永陵周边的几个大堡子。

关大爷说,听老一辈人讲,百年前,以永陵为核心,周围有“明堂”、“南街”、“北街”、“东街”、“西街”、“横街”等街道。

其中的“西街”,相当于如今的西堡。当年,“西街”十分兴旺,永陵总管衙门、总管府、工部官厅等衙署、府第,以及八旗官员住宅,悉数建在此处。因而,此间的商服行业也应运而兴,清初有关史料记载,“西街”又称“买卖街”。清代乾隆年间绘制的《永陵图》标明,“西街”曾树立木牌楼,牌楼一侧有商号,商号门前木杆高耸,上面高挑招幌,足见当年“西街”的繁华。

“东街”即东堡,相当于如今的永陵镇。早年间,“东街”远不及“西街”繁华。清代光绪元年(1875年),为加强永陵及地方旗务管理,清廷在“东街”设置了兴京副都统公署。从此,“东街”获得了发展转机,人口逐年增多,买卖商号逐年增加。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堡商业统计资料表明,当年,东堡有杂货行、油坊、酒局、靰鞡铺、首饰店、药店、粮店、旅店、豆腐坊、粉坊、酒饭馆、理发铺、澡堂”等39种行业,共177家,当时已取代了“西街”,成为永陵地区经济集散地。

刘文喜聚众盗伐永陵“陵树”

永陵镇四处环山,苏子河在山间悠悠流淌。在“红星饭店”门前,一位70多岁的“磨剪子抢菜刀”老大爷,坐在“马杌子”上,趁着没活儿,手卷旱烟,点划着层峦叠嶂的群山,讲述了一个他从小听爷爷讲过的故事——

永陵四周的树林近者百里,远者数百里,均属“风水”禁地,其树木为“陵树”,一律受到大清法律严格保护,盗伐陵树者从重治罪。然而,由于树林防守区域过大,官兵不及巡守,以致盗伐陵树现象时有发生。其中,以清代嘉庆八年(1803年),刘文喜盗伐陵树为甚。

当年某月一天,嘉庆皇帝接到一份来自盛京的密奏:“兴京永陵禁地飞牛岭、高丽沟等处树木,被大量盗伐。为首人刘文喜。刘文喜聚拢流民数千人,在禁地内搭盖窝铺数百,密林几成村落据点。这些流民多来自南方福建等地,因近年南方连年干旱,民众无法生存,多浪迹关外。刘文喜趁机广招流民,将其带入高山密林,大肆偷斫木植……”嘉庆皇帝立即传旨给盛京将军晋昌,质问此事。然而,晋昌将军对此事却全然不知。嘉庆皇帝大为恼火,严厉斥责晋昌,并调派亲信大臣策拔克为盛京副都统,专理兴京事务。

策拔克到任后,密派协领珠泰九、恒福等多人,乔装成流民,深入飞牛沟卧底暗访。经过密查,策拔克得知,除刘文喜外,盗伐陵树团伙为首之人,还有秦士雷、鲍有祥、张九、孙有交、顾学彦等多人。这些人正在赶造大船,准备将一批大树、大材,通过浑江转运到天津等处贩卖,以便获取暴利。

策拔克秘密部署官兵,准备里应外合捉拿刘文喜等,一举铲除盗伐陵树团伙。然而,令策拔克大惑不解的是,如此严密的行动,却还是走漏了风声。当官军赶到后,刘文喜等人早已溜之乎也。策拔克向朝廷奏明情况后,嘉庆皇帝传谕:沿海一带旗民地方官,务必严密访拿匪首刘文喜。

原来,刘文喜盗伐陵树团伙,一直得到了地方官员的庇护。比如前任兴京城守尉扎布善泰,以及时任兴京城守尉宗室庆祥,他们在兴京都是说一不二的土皇上。为结交宗室庆祥,刘文喜仅一次便送给他1200两白银。城守尉以下的不少官员,也被刘文喜等人买通。刘文喜等人之所以能逃出策拔克的天罗地网,全凭这些官员通风报信。

嘉庆皇帝获悉兴京真情之后,立即传旨晋昌将军,命其速将扎布善泰、宗室庆祥等相关官员捉拿法办。扎布善泰、宗室庆祥提前得知这一厄讯后,双双自缢身亡;相关官员被打入死牢,等待处决。

刘文喜等人逃到獐子岛,重新召集两千余名流民,准备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同年8月,嘉庆皇帝获知了刘文喜行踪,遂命副都统策拔克迅速缉拿。是年8月24日,盛京将军派出4艘岫岩巡海战船、200余名官兵,抵达獐子岛。刘文喜等人惊悉官军大举袭来,随即化整为零,分为三路逃离:秦士雷、鲍有祥逃往盛京;张九、孙有交逃往山东;刘文喜、顾学彦去向不明。在獐子岛上,官军们仅抓获了刘青山、蔡法等百余名盗伐陵树者。

当时,各处官府均贴出缉捕榜文,并四下设卡严密盘查过往行人。时隔不久,秦士雷、鲍有祥被逮捕;继而,张九、孙有交被山东巡抚抓获,押解到盛京。经过审理后裁定,秦士雷、鲍有祥、张九、孙有交等主犯,以及兴京城守尉有关官员,被处于死刑;刘青山、蔡法等从犯,流放边疆服役;其他受此案牵连被处治的地方官员,多达400余人。

但是,刘文喜、顾学彦却一直未见踪影。

 

光绪元年永陵并发两奇案

一位自称是永陵“掌关防衙门”官员后裔的赵大爷,坐在路北一家服装店门前台阶上晒太阳。听说记者前来采访,老人家以“绝对权威”的口气,讲述了一则“一般人不告诉”的秘闻:清代光绪年间,永陵后山、前门,不谋而合地接连发生了两件奇案,一时轰动朝野。

清代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四中午,永陵的守陵官兵们,依然沉浸在大年正月的喜庆气氛之中,忽略了巡查永陵陵寝。

此刻,隐蔽在永陵陵寝后面启运山树丛中的张吉溃,腰间插着板斧,正居高临下四处窥探。见永陵内长时间没有官兵巡逻,张吉溃便悄悄从启运山上下来,潜入永陵方城。此前,张吉溃听说,永陵有许多金银财宝,统统藏在启运殿中。当时,张吉溃疾步登上月台,来到启运殿门前,用板斧撬开门上一个花格,伸手将悬挂铁锁的“铁嘴”尾部掰直,再从门外将“铁嘴”连同铁锁一道拔下。张吉溃刚要推门而入,忽然脑后炸响一声断喝:“住手!不许动!”张吉溃顿时呆若木鸡。

原来,因突然“内急”,守陵兵庆福出来上厕所,听见启运殿方向有异常响动,便急忙过来查看,恰遇张吉溃刚刚开启殿门。庆福上前擒拿案犯;张吉溃一边挥舞板斧砍向庆福,一边向红墙退却,准备伺机逃窜。兵士乌力公阿、果房值班院户王永亮闻声赶来,3人将张吉溃团团围住,最终将张吉溃扑倒,反剪了双臂,送往永陵总管衙门。

正在这时,永陵正红门外,又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

一匹青色惊马,冲开永陵南面的木制护障“鹿角”,从陵寝前开阔地上,向永陵正红门疾速奔来!青色惊马背后,一个汉子紧随惊马穷追不舍。这个汉子身穿蓝色“号坎”,前胸白补子上缀一“镖”字;背后缀有“隆泰”字样。但见这个汉子手持马鞭、三角号旗,紧随惊马一道闯进永陵禁地。守陵官兵们急忙冲出正红门,拦住惊马,将这个汉子拿下,捆绑起来。当时,守陵官兵们都以为,这个汉子与张吉溃是同伙。于是,将这个汉子随同张吉溃一道,统统押解到永陵总管衙门。

由于案情重大且蹊跷罕见,于是,永陵总管衙门立即将两名案犯及“犯马”,一并押送到兴京(新宾满族自治县)城守尉衙门审理。城守尉认为此案非同小可,遂立即将犯人、犯马,一并递解盛京三陵总理事务衙门审理。

经审讯,张吉溃供称:他是直隶(河北省)永平府昌黎人,现住兴京东昌台村(新宾县红升乡北蜜蜂沟),会木匠手艺,因家境贫寒,遂萌发盗取永陵财宝恶念。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三,他从东昌台村步行35余公里,来到永陵陵街(永陵镇),当晚宿于鸡毛小店。初四早起,他趁巡山官兵不备,潜入永陵后山红桩禁地之内。

邓国忠供称:他是直隶保定府高阳县人,自幼习武,成人之后以保镖为业,案发前为盛京城地载门(小北门)外“隆泰镖局”镖师。同治十三年(1874年)腊月末,镖局接到一份镖差,委托方是兴京新兵堡(新宾县城)某商号。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四早晨,邓国忠一行由新兵堡出发,晌午来到永陵陵街。午饭后,他们继续西行、刚刚踏上草仓河木桥时,不远处突然一声炸响,驮着镖银的大青马闻声受惊,发足狂奔,并将装有银两的木匣、镖旗统统甩落,冲过玉带河、撞倒鹿角墙,径直向永陵正红门奔去。邓国忠追赶惊马,与惊马一道误入永陵禁地。

经审理查明,二犯并非同谋。半年后,按照《大清律》“盗大祀神御物者斩”条文,张吉溃被判死刑,“斩立决”;邓国忠被处以“杖九十,枷号二十五日”;闯祸的大青马,被判“没收入官”。

洪灾改变规制以鲫代鲤祭祀永陵

苏子河畔,不少“渔翁”在垂钓。一位祝姓老者的塑料桶里,上下翻动着不少半尺来长的青白色小鱼。见记者面露失望神情,祝大爷忙解释道:“桶里的鱼有‘马口’、‘萨胡鲁’。苏子河从来就没有大鱼。永陵每次大祭上供的鲤鱼,都从外地送来。”

祝大爷一席话,引来清史学者李凤民先生的一则“以鲫代鲤祭祀永陵”轶闻——

每年清明、中元(七月十五)、冬至、岁暮,永陵都要举行大祭。每次大祭的主祭者,都要由皇帝钦派。除祭祀礼仪庄重而繁琐外,祭品极其丰盛,有牛、羊、鸡、鱼、蛋、蜜、奶、茶、酒,以及各种干鲜果品、蔬菜、谷物等等。

《大清会典》规定:永陵大祭,每次需鲤鱼8尾、备用鲤鱼4尾;祭王(武功郡王礼敦)、贝勒(恪恭贝勒塔察篇古)陪葬墓,用鲤鱼两尾,总共14尾。

为确保永陵、福陵、昭陵“关外三陵”大祭用鲤鱼,盛京礼部特意选择了14个河泡,作为捕鱼场,称之为“官鱼泡”,如大河泡、牛心沱、老观沱、噶喇河泡等等,并设有专门捕鱼的24家网户,其头目为“网户领催”。当时规定:网户领催必须按大祭时间提前8天,把鲤鱼捕到,送盛京礼部完差。鲤鱼数目不能少,交差时间要准时,否则要受鞭刑。

嘉庆十五年六月初五,按照定例,网户领催高诚,开始为“关外三陵”“中元”大祭准备鲤鱼。高诚带领手下23名网户,前往辽阳的噶喇河泡捕鱼作业。噶喇河泡与太子河相通,盛产“红毛大鲤鱼”。高诚等人在一处高地安营扎寨,插上“皇差”黄色三角旗,然后架网开始捕捞。截至六月二十四,他们顺利地捕捞到了24尾鲤鱼。

正当网户们兴高采烈时,天空中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水面上顿时波涛翻滚,一场暴雨即将降临。高诚急忙让大家收网,却来不及了,瓢泼大雨伴着滚滚沉雷,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转瞬间河水暴涨,将捕捞到的鲤鱼、网具、驻地窝棚统统冲走。直到七月初二,洪水才逐渐消退,网户们立即重新捕鱼。当时,距离交差时间仅有5天了。尽管网户们夜以继日地捕捞,但洪水已将鲤鱼冲进太子河,及至七月初七限期,网户们仅仅捕捞到5尾鲤鱼。网户领催高诚,只好拿着5尾鲤鱼,硬着头皮到盛京礼部交差、请罪。

礼部侍郎凯音布觉得,鲤鱼不足数,是罕见洪水所致,高诚及网户们无罪。但大祭迫在眉睫,没有鲤鱼如何是好?关键时刻,一位老“笔帖式”说道:当年,乾隆爷来盛京祭祖时,也是因为鲤鱼奇缺而用鲫鱼替代。经过查找档案,果然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档案中有所记载:当年,因天灾网户们未能捕捞到鲤鱼。盛京礼部上奏朝廷,乾隆皇帝钦准,以鲫鱼代替鲤鱼大祭。清廷规定,凡事必须严格遵循《则例》或“前制”。《则例》是朝廷对各部制定的工作规范;“前制”是皇帝随时钦准的一些事例或做法。办事只要因循守旧、有典有则,便不算违制。于是,嘉庆十五年永陵“中元”大祭,便用鲫鱼替代了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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