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集团从辽西南下一统中华-辽海信息-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黄帝集团从辽西南下一统中华

于 2012/5/2 7:04:12 发表  辽海信息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河北省出土的仰韶文化“玫瑰花图案彩陶盆”。

 

  

 

  河北省出土的红山文化“龙鳞纹彩陶罐”。

 

  龙文化是黄帝文化的典型代表。

 

  图为山东出土的甲骨文。

  黄帝部落生长于红山文化区,这在国内考古学界已经没有悬念可言。在辽西地区,黄帝部落不断吸收其他地区文化的优秀成分,不断壮大,率先进入文明时代。之后黄帝部落由辽西南下,在涿鹿一带先后与炎帝、蚩尤两大部落集团发生大战。“涿鹿之战定乾坤”,之后就是公众所熟悉的故事,黄帝统一了各部落,在中华民族留下了开创性的辉煌历史篇章。

  关于黄帝南下的论断,近年来也逐步被考古发现所证明。郭大顺先生现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专职教授。在他的专著《追寻五帝》一书中,不仅明确记述了黄帝族由辽宁南下的考古事实,连南下的路线图都清晰标注出来。

  郭大顺提出五帝时代新“三大集团”说

  “将考古学上展现的文化交汇现象与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诸部落集团的相互关系为印证,可以概括为,五帝前期,作为各部落集团频繁交汇时期的主角,以黄帝为代表的北方集团,率先跨进古国阶段,势力最为强大,并由北向南沿大凌河川南下,越燕山山脉而进入中原,是为逐鹿中原之第一家。经与炎帝为代表的中原集团,以蚩尤为代表的东方集团的交汇与碰撞,包括最激烈的交汇形式——战争,开始了中国古史上实现部落间统一的开创性事业。 ”3月28日,郭大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要正确认识黄帝集团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应该对五帝时代整个中国的形势有整体性的认识。郭大顺认为,从考古文化区系划分看,五帝时代分为三大集团: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黄帝集团,以燕山南北地区为主要活动范围,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神农氏华族集团(即炎帝中原集团),以中原粟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虞(夷)夏集团(即蚩尤东方集团),以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以东南沿海稻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阶段,就是五帝时代。“这是跨进文明、走向一统与传统初现三者并行发展的一个时期。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经济类型的三大集团在各自发展个性的同时,不是分道扬镳,而是在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向一起汇聚,在逐步取得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实现共识,从而为夏、商、周三朝文明的出现以至整个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郭大顺这样评价五帝时期三大集团之间的交流给中国历史留下的影响。

  古东北渔猎文化带给黄帝集团强健本色

  据研究,在中国古史五帝传说的记载中,五帝时代可分为两大阶段,五帝前期以黄帝为代表,其主要活动地域多在北方。“如果五帝前期的代表人物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有关,那么黄帝集团就同东北地区的渔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相比的优势:它是旧石器时代上百万年文化积累的直接继承者,尤其是继承了天然与大自然协调的本性,这是优越于过分开发土地的农耕文化的;渔猎人的生活流动性强而在文化上具有开放性,这也是因固守土地而相对封闭的农耕文化所不及的。 ”郭大顺认为,对于渔猎文化的优势要有足够的认识。

  郭大顺介绍说,渔猎文化善于吸收其他文化先进因素从而发展自己的特性,在红山文化的对外交流中有典型的反映,红山文化对仰韶文化先进因素的吸收和两者的成功结合,成为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时代的重要原动力。而红山文化用以通神的玉器中,以野猪、虎、熊、龟、鱼等动物形玉为主,特别是以熊龙为动物神崇拜的主神以及红山文化在玉器、遗址群布局上所表现出的与大自然和谐的思想观念,更是红山人渔猎文化特性的本质反映。以渔猎文化为本,实现了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成功结合,从而使燕山南北地区在中华文明史上先走一步,“这就是考古学上反映出的黄帝文化”。

  红山文化随黄帝南下并与仰韶文化相遇

  在郭大顺家客厅的墙上,挂着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写的一首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jiǎ,古代青铜器制的酒器,圆口,三足)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短短28个字,将中华文明的“龙”、“花”渊源和彼此间的相互交融概括得非常清晰。据苏秉琦考证,黄帝族所在的红山文化区生产一种典型的“龙鳞纹彩陶罐”,而炎帝部落所处的仰韶文化区则生产代表性的“玫瑰花卉图案彩陶盆”,中华民族的“华”就是由炎帝部落仰韶文化的“花”而来,中华民族所尊崇的“龙”,就是由黄帝部落红山文化的“龙”而来。中国人今天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恰是这两大上古文明融合交汇的高度概括。考古发现证明,红山文化大幅度吸收仰韶文化的先进因素,辽西出现过具有仰韶文化特征的彩陶。而在河北省桑干河上游的蔚县西合营乡三关村附近,发现的一群具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特征的遗址中,也不时有篦点之字纹陶等燕山以北地区红山文化因素出现,特别是发掘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绘玫瑰花卉图案彩陶盆与红山文化绘龙鳞纹图案彩陶罐在这里有共存关系,表明红山文化在它的晚期向南扩展,并在桑干河上游一带与仰韶文化相遇。苏秉琦认为,辽西红山文化遗址中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就是这一文化碰撞的成果。

  最为激烈的冲撞交流方式就是战争。历史上,黄帝与代表其他两大集团的炎帝和蚩尤都发生过大战。战场都在今河北省北部桑干河流域(即涿鹿一带)。结果是黄帝集团战胜,实现了部落间的大统一。

  考古实例能印证红山文化南下这一事实

  对黄帝集团南下与北上的华族集团交汇的说法,一些人提出异议。质疑是即便在辽宁发现黄帝时代的遗址与器物,为什么就不能说这些器物是源自中原的黄帝族带到东北去的呢?

  考古实证回答了这种质疑。众所周知,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区,最具代表性的出土器物是玉猪龙、玉雕龙、勾云形玉佩、玉。如果这些在黄帝时代属部落首领专有的玉器是从陕西、河南传过来的,那么在陕西、河南一带的考古发现中,就应该发现同一时期形制相同或类似的玉器玉件,但迄今为止,这种发现始终没有出现。

  更多的事实证明,黄帝集团是由北向南迁徙的,黄帝集团所隶属的红山文化也是由北向南传播的。在陕西的凤翔县、韩城,河南三门峡市一些地区的西周、战国古墓中,却发现了与红山玉器形制惊人相似的玉器制品。红山文化早于西周、战国时代几千年,这种发现只能说明一点:这些玉器的仿制艺术、传承理念,是从红山文化区传到中原的。这也又一次证明了苏秉琦先生在《论西辽河古文化》中的看法: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的古文明则是它的序曲,比中原要早约1000年。传说中的“五帝”早期活动,大约就在这里。

  《史记》中记载,黄帝在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逐鹿中原战争的胜利后,向东曾经到过今天的山东沿海,并登上泰山,向西到达过今天的甘肃平凉。向南到过长江地区,登上过洞庭湖中的君山。通过文治武功,迎来了天下和谐的局面。出身渔猎生活区的黄帝顺应自然规律,重视农业生产,指导百姓繁殖驯化各种动物,广泛观察研究自然现象和土石金玉的物质性能,使之有利于人民的生活,指导人们节制地利用自然物产。

  郭大顺认为,五帝时代最为紧要的历史脉搏是,跨进文明时代、走向文化统一与中华传统的初现,这三件大事并行,相互促进。黄帝集团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始终表现得积极主动而卓有成效。其代表人物黄帝被后世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自是有本而来。

  新闻延伸

  文化创造不断出现黄帝开启华夏文明

  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人文初祖,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在此期间有了文字。

  挖掘水井发展农耕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的功绩之一是“艺五种”。据东汉学者郑玄注释,“五种”是指“黍、稷、菽、麦、稻”五谷。按古史传说神农氏仅能种植黍、稷,而黄帝则能种植多种粮食作物,表明黄帝使当时的原始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黄帝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为了方便人民的定居生活,以及进一步发展农耕生产,便发扬游牧渔猎者擅长找水的传统,让人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挖掘水井,并且确立了“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的制度。

  率先建立古国体制

  黄帝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古国体制:划野分疆,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都,十都为一师,十师为州,全国共分九州;由此可见,中原华夏先民是从黄帝时代开始,出现了按地域区划人民,并对一定地域区划内的人们进行管辖和治理。这样的按地域区划进行管辖、而不再以血缘来区分一定地域上的人们,就意味着中原地区的华夏先民,开始作为一个古代民族,出现和屹立于世了。

  此外,黄帝设官司职,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设三公、三少、四辅、四史、六相、九德(官名)共120个官位管理国家。对各级官员提出“六禁重”,“重”是过分的意思,即“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要求官员节简朴素,反对奢靡。

  结合实践发明历法

  在黄帝时代,中原华夏先民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化创造,大挠作甲子,以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以纪时沿用至今。伶伦取谷之竹以作箫管,定五音十二律。与岐伯讨论病理,作《黄帝内经》。黄帝的史官隶首作数,定度量衡之制。更不用说家喻户晓的指南车。容成则在“六术”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历”,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这就意味着中原华夏先民的农耕生产,因在黄帝时代对天文和历法知识的总结,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提高,形成和产生了对农耕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天文历法。

  顺应时代创造文字

  值此一提,黄帝的史官仓颉依类象形,创造文字,标志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出现了。尽管汉字的产生,未必是黄帝时由仓颉一蹴而就的。但是,文字的出现和使用,毕竟让华夏先民无可争议地步入了人类的文明殿堂。因此,黄帝时的仓颉造字传说,至少可以反映出,中原华夏先民到了黄帝时代,由于社会经济和农耕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间,已经进入到必需产生文字的阶段。所以,才出现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仓颉创造文字。

  在黄帝时便创造、出现并一直使用至今的汉字,不仅对古代华夏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进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还起到了巩固华夏团结和维系华夏文化的卓著作用。汉字成为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标志,巩固了古代华夏和促进汉族的发展壮大,在非凡的民族和历史文化背景下,汉字也就无可争辩地成为凝聚和巩固华夏发展,乃至中华民族成长和壮大的一个纽带。

(辽宁日报  记者/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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