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确因沈水得名-辽海信息-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沈阳”确因沈水得名

于 2012/12/27 15:03:18 发表  辽海信息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各部族首领觐见窝阔台汗的情景,史书里最早的“沈阳侯”洪福源也属于归顺后建功立业的“藩将”。

  作者:顾奎相

  “沈阳”之名究竟是怎么来的?历史上有多种说法,近年来,“合成说”颇为流行——即认为“沈阳”之名是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取“沈州”之“沈”和辽阳之“阳”合并而成的。这种说法究竟可否成立?历史学家顾奎相先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顾先生认为,在元贞二年之前,已有“沈阳”之名;“沈阳”之名来自“沈水”,则是毋庸置疑的。

  “合成”说认为元成宗年间出现“沈阳”

  因编撰《沈阳文化史·古代卷》,先后翻阅了《沈阳城市史》《沈阳三百年史》《沈阳史话》《清代盛京城》《清代陪都沈阳》等著作,受益良多。

  这五部著作是研究、解读沈阳之力作,尤为可贵之处是对沈阳史上若干重大问题均有精彩论列。其中对人们颇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即“沈阳”名称的由来也做了诠释。各书用语虽有差异,但观点完全一致。简单说为两点,一是“沈阳”之名称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已故史家闫万章先生在他的宏文《沈阳历史沿革及其有关问题》中亦曰:“沈阳一名始于是年”;二是“沈阳”之名是取“沈州”之“沈”和辽阳之“阳”合并而成(以下简称“合成”说)。由于四位专家所著的五部著作是了解、认识沈阳的开创性和奠基性之作,行世后产生很好的学术影响,尤其沈阳之名源于“合成”说在坊间不胫而走,一些士人或文章亦援引此说。眼下,我们正编撰《沈阳文化史》,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更重要的是沈阳是远誉中外的大城市,如果把名称的由来弄错会贻笑大方,故对“合成”说的科学性不可不查,不得不辨。

  查“合成”说所依据的是《元史·地理志》所提供的史料,为便于讨论,笔者将那段资料移录于下:

  元初平辽东,高丽国麟州神骑都领洪福源率西京、都护、龟州四十余城来降,各立镇守司,设官以抚其民。后高丽复叛,洪福源引众来归,授高丽军民万户,徙降民散居辽阳沈州,初创城郭,置司存,侨治辽阳故城。中统二年,改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又高丽举国内附,四年,又以质子綧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分领二千余户,理沈州。元贞二年,併两司为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仍治辽阳故城,辖总管五、千户二十四、百户二十五。

  此段文字的大意是,元朝初年蒙古汗国军队进高丽境内平叛,高丽国将领洪福源率高丽民众来降,蒙古统治者将高丽降民安排在辽阳、沈州之间,设管领高丽军民万户府(后改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侨治辽阳故城”。迨高勾丽举国内附时,其降民被安置在沈州,以高丽质子王綧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到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元政府合并“两司”为“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所谓两司,即分设于沈州与辽阳两地的两个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合并后仍侨治“辽阳故城”(后移至沈阳)。

  五部大作就是依据上述材料,尤其是“元贞二年,併两司为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一句,而形成“合成”说。

  翻开《元史》元朝还没建立,“沈阳”已有了

  判断“合成”说是否科学,只对所引资料进行不同解读,恐有见仁见智之嫌,而最有说服力,即不可辩驳的是在元贞二年(1296年)之前有无“沈阳”名称出现。事实上,元贞二年之前,“沈阳”、“沈阳路”之名称就赫然见载史籍。如《元史·洪福源传》曰:蒙古汗国窝阔台五年(1233)“福源遂尽以所召集北界之众来归,处于辽阳、沈阳之间”。同传蒙哥八年(1258)“高丽族子王綧入质,阴欲并统本国归顺人民,潜福源于帝,遂见杀,年五十三。后赠嘉议大夫、沈阳侯,谥忠宪”。还如,《元史·王綧传》曰:王綧之子兀爱因军功累升至“镇国上将军,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兼沈阳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时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从以上三条材料看,作为地名的沈阳,或用沈阳冠名的“沈阳侯”、“沈阳安抚使”等官称,其时间均早于元贞二年,前者早63年,后者早4年。据此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沈阳之名称绝不始于元贞二年,至少可提前到窝阔台五年,即公元1233年。笔者不敢说,这是沈阳之名称问世的起点,但至少可以说,是迄今发现的沈阳之称最早的记载。

  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在原汗国的基础上建立元朝,因此,可以说元朝还没建立,“沈阳”之名已有了。

  元贞二年不是“沈阳”之称产生的时间,也不是“沈阳路”设立的时间。那“沈阳路”这个行政建置何时而设的呢?详查《元史·地理志》“序言”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七年(1290),“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曰征东”,“分镇藩服,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军四,安抚司十五,县一千一百二十七”。元朝从开国以来,在全国、在东北乃至在辽宁的行政设置几经变化,直至1290年在地方基本确立了行中书省,路、府、州、县行政统辖体制。全国十一个行省在“序言”中都逐一标明。路185个,可能因为太多,没有详列。而在《地理志》的正文中,“沈阳路”作为185路之一堂堂正正的被介绍。说明沈阳路至迟在1290年前就已设立当毋庸置疑。

  鉴于上述事实,“元贞二年,并两司为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一句的科学含意是:不是沈阳名称最早出现的时间,而是一个新机构成立的时间;是将分散两地的两个机构合并成一个新机构,而不是合成“沈阳路”,更不是合成“沈阳”之称谓。沈阳称谓之出现同“沈州”与“辽阳”合并而成说根本挨不上。

  “沈水之阳”说并非《大元大一统志》杜撰

  既然沈阳名称非“合成”而来,那何以由之呢?只有一个题解,即因沈水而得名。

  中国古代地域命名有一特定文化,曰“山北为阴,水北为阳”,沈阳古代老城区位于沈水之北,故有沈阳之名诞生。元代以降,持此观点者不乏其书。《大元大一统志》云:“浑河在沈阳路,……旧称沈水,水势湍激,沙土混流,故名浑河,今水澄澈,遇涨则浑。”《全辽志》卷一《山川志》“浑河”条:“城南十里,又名小辽水,源出城东分水岭,西流经义德府,其水与哈城流经抚顺城南,经沈阳章义南至海州与辽河合入海,即沈水,郡以此名。”清人刘世英在他的名文《盛京论》中做了总结性论断:“城因沈水以成名。”(见《陪都纪略》)

  对上述材料与观点,谅五本著作的作者均烂熟于胸,因对其有疑惑,从而影响学术判断。如《沈阳史话》说:“谓浑河‘旧称沈水’最早见于《大元大一统志》,该书大德七年(1303)修完,晚于沈阳路设置时间数年,此前,没有任何文献将浑河称作沈水,所以,据《大元大一统志》来确定沈阳来源于沈水,似乎比较勉强。”说浑河“旧称沈水”,就现在研究的成果看,似最早见载于《大元大一统志》,尔后诸文献言浑河“古称沈水”,谅源于是志。这里的要害是“旧称沈水”说是否可靠。针对此,应稍加研究《大元大一统志》成书经过。

  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1285),由札马剌丁、虞应龙等领衔编纂《大元大一统志》,为使这本书的编纂有坚实的材料基础,秘书监要求各地“编纂地理图文志”。辽阳行省按朝廷要求,依靠所属各路力量,历经十余载,编成《辽阳行省地理图册》,亦称《辽阳等处图志》,于成宗大德三年(1299)送至秘书监。秘书监在收到诸行省送呈的“完备图志”后“再行编类”,于大德七年(1303)编成一部方志巨著,即《大元大一统志》,凡1300卷。遗憾的是此巨志早已残缺不全,史家金毓黻、赵万里据诸书征引分别辑有《大元大一统志辑本》和《元一统志》。从辑本所征引的书目看,《大元大一统志》是凭借各行省所送的图和志编修而成。

  详检其内容,据辽阳行省提供的图志不下六种,其中就有《(沈阳路)图册》。显而易见,《大元大一统志》所言的浑河“旧称沈水”不是修志者的杜撰,必是源于沈阳路编的《(沈阳路)图册》。该图册的编修者当然是沈阳当地士人,修志所本当然是当地实际,不会无中生有、胡编乱造,所以,图册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当然,据此所修《大元大一统志》自然是言之凿凿。

  那么,“旧称沈水”之“旧”应在何时呢?现在难以准确量化。但可以肯定地说,其时间划线当在蒙古汗国开国之前。因为习惯上一般都是新朝称前朝为“旧”,凡称“旧”,都是指时间较为久远的过去,《大元大一统志》的编修者们不会把本朝划分新与旧,这里所称“旧”显然也是针对已经消逝的金朝甚至更早的过去所言。即如新中国建立后,称解放前的中国为旧中国。如果这样推断合理,那么,浑河在金朝时当已有沈水之别称。金朝时,沈阳称沈州,是否是因沈水得名,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待专文详考。

  走笔至此,可以明白无误地说,沈阳之名绝非“沈州”之“沈”与“辽阳”之“阳”合并而来,而是源于我国古代地名形成的一种特定文化因素,即因地处沈水之阳之故。沈阳之名问世也绝非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至少是在窝阔台五年(1233)。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沈阳之名承载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历经沧桑,奋力前行,而今沈水之阳,阳光灿烂,生机勃勃,正谱写着前无古人、享誉中外的辉煌。

( 沈阳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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