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戈峰清史研究对红学的贡献-辽海信息-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梁戈峰清史研究对红学的贡献

于 2017/8/5 20:48:27 发表  辽海信息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梁戈峰,辽阳人,2007年于中共辽阳市委退休后,学习、研究清代辽阳历史。他认为自己不是红学研究者,更不懂红学。然而,他却认为辽阳和红学有着割舍不不断的历史渊源,这一点笔者也深有同感。笔者看到,梁戈峰的辽阳清史研究,很多都波及到红学。特别是他的几个发现,更值得红学研究者认真思考和借鉴。作为一个老红学研究者,笔者对此不得不引起热切的关注,并向从事研究红学的诸位师友广为传介。
 
      一、发现辽阳人刘伟华,1933年提出曹雪芹祖籍辽阳

 

 

      梁戈峰当过十年记者,又从事理论研究二十多年,有一定文字功底,对家乡辽阳历史非常感兴趣。他坦白自己:“我对红学一窍不通,但我是辽阳人,所以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籍是十分关心的,闲暇时信手翻阅有关文章,也感到很有意思。但隔行如隔山,只是学识浅薄,手头又没有片纸史料,从没有想过要染指红学。然而今年夏天的一件事却使我改变初衷……”

 

 
到底是什么事改变梁戈峰先生的初衷?2004年7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一部《千华山志》。《千华山志》撰集者刘伟华(1894──1962),清末辽阳州城北小黄金屯人(今辽阳市辖灯塔市小黄金屯)。1923年毕业于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系,执教30多年,曾任铁岭女子中学校长。1930年至1933年间,在清翰林院庶吉士、辽东名宦缪润绂指导下;在辽东先贤、时任奉天省通志馆馆长白永贞全力支持和帮助下,完成了辽阳千山山志——《千华山志》稿本撰集工作。该稿本共8卷、14册、30余万字,最为珍贵是选用了当时拍摄的照片369幅。刘伟华完成稿本后,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出版。从1930年开始撰集,到2004年出版面世,整整经过74个年头的漫长岁月。《千华山志》集千山文化之大成,更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奇书宝典。

梁戈峰先生在阅读中,发现志书中关于曹寅、曹雪芹的表述:“曹寅,字子清,千山人。”“按,曹寅为《红楼梦》著者曹霑雪芹之祖,字子清,一字楝亭,汉军人。康熙中,巡视两淮盐政,官通政使。著有《楝亭诗抄》、《文抄》、《词抄》,自署千山曹寅。”具有记者眼光和理论研究思维的梁戈峰先生如同发现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立刻亢奋起来。他在研究文章中写道:“尤其是让我惊奇不已的是:《千华山志》中竟有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表述。面对先辈的遗著,作为家乡子弟莫不感到愧疚,顿时一股热流在心中激荡,充满了无限的使命感和巨大的勇气。”

于是,梁戈峰先生用半年时间认真研究《千华山志》,撰写一篇上万字的研究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以上文字表达得比较清楚,从字面而言有以下几层意思:其一,曹寅是千山人;其二,《红楼梦》为曹霑雪芹所著;其三,曹寅是曹雪芹的祖父;其四,曹寅的简历;其五,曹寅《楝亭诗抄》等著作,其自己署名为‘千山曹寅’。区区66个字,竟涵盖了红学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读《千华山志》至此,我惊奇万分。惊奇的是,红学界争论几十年的问题,却在1933年撰写的《千华山志》里有其表述。几个重要观点,都基本正确。就好似刘伟华先生非常了解当今红学研究情况一样,真叫人难以想象。”

为此,梁戈峰先生总结道:“一部《千华山志》引出诸多红学话题;提出曹雪芹祖籍辽阳说,全国为第一,应是1933年的辽阳人刘伟华先生,并非是1957年的贾谊之先生;红学研究的历史也许会因此而改变。”

由于梁戈峰先生和红学届无涉,他的研究并没有引起红学家的关注。只是新闻界多事,2004年12月到2005年1月间,各种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简值就像开锅一样。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的新华网和很多省报、省新闻网,市报、市新闻网,都先后进行报道;香港中国通讯社发通稿,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都在头版刊登消息;就连远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侨报》,在头版也进行报道。初步统计,约有70多家媒体,近百次报道。
 
 2005年1月7日《辽宁日报》在长篇报道中指出:“目前,红学界关于曹雪芹祖籍的争论依然很激烈,除了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辽阳说’之外,还有‘河北丰润说’和‘辽宁铁岭说’。而最早提出‘辽阳说’的是在1957年。刘伟华《千华山志》完稿于1933年,也就是说,早在1933年,曹雪芹祖籍是辽阳就已经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这不仅仅为‘辽阳说’提供一个新佐证,更把确定时间提前了20多年。”

 

 

 

 

 

 
   二、发现辽阳人丁氏父子为幼年康熙伴读

 

           对周汝昌“曹寅伴读说”提出质疑

 

 
   2009年春,梁戈峰先生在阅读《辽海丛书》时,发现了辽阳人丁应元和丁皂保父子。和曹寅家一样,也是内务府包衣世家。更为传奇的是:丁应元父子俩共同为幼年的康熙伴读,这在清朝是绝无仅有的。梁戈峰先生决定把丁应元父子列入自己研究计划。当年,对丁皂保的研究完成,撰写出《期颐之年的总管内务府大臣丁皂保──清内务府辽阳人之二》,经过反复修改,第三稿完成于2010年2月14日,春节大年初一。最后以《总管内务府大臣丁皂保──清内务府辽阳人之二》的题目刊登在《乡土》杂志2010年6月总第24期,全文8000多字,文章分4个部分,注释几十条。

 

 

在文章第一部分:“与康熙皇帝的密切关系”中,梁戈峰先生首先引用史料,说明丁皂保的曾祖父在辽阳被后金军所俘,成为大汗努尔哈赤自家的包衣,及家在辽阳住址。“丁皂保,汉族,顺治十一年(1654)出生于一个内务府包衣世家。其曾祖父丁崇德,明时世居辽阳前卫(今辽阳市东三道街至中华大街东段街区)。后归后金,为正黄旗包衣。”接着介绍其父丁应元科举、应差内廷、为康熙伴读的经过。引出了五岁的丁皂保与父丁应元共同为幼年康熙伴读的事迹。“顺治十五年(1658),当玄烨五岁读书时,不仅丁应元被顺治皇帝选中为玄烨伴读,而且丁皂保也被顺治皇帝选中为玄烨的伴童。” “有清一代,皇子读书,要挑选聪明仱俐,品行兼优的宗室子弟陪伴。可是不知道顺治皇帝是怎么想的,竟然选一个包衣的儿子,也创造了包衣父子共同为玄烨伴读的奇闻逸事。当年丁皂保也是五岁,与玄烨同齡,陪玄烨读书,也陪玄烨玩耍,和玄烨共同度过那美好的童年。”梁戈峰先生对丁应元和丁皂保父子做了精辟的概括:“父亲是亦臣、亦仆、亦师、亦伴读,儿子是亦仆、亦发小、亦同学、亦伴读。”很多年后,康熙皇帝也谈起此事,“康熙四十年四月初一,年已四十八岁的康熙皇帝回忆起幼年读书的趣事,并称赞丁皂保说:‘皂保亦仅五岁,即侍朕前,其平日最孝,且为人勤慎,堪与委托,是朕从小所深知者’。”梁戈峰先生指出:“这条史料,不失为文中所言的最好注脚。”
接着,梁戈峰先生委婉地提出一个尖锐问题:“在红学研究中,曾有‘曹雪芹祖父曹寅小时候陪伴康熙皇帝读书,并参加擒拿鳌拜’的说法。笔者虽为辽阳人,亦爱乡心切,但对此没有研究,不敢妄加评论。”这里,梁戈峰先生很自谦,没有明说,实际上就是向红学界提出问题,质疑红学大家周汝昌。红学界都知道,曹寅为幼年康熙伴读这个观点是周老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提出来的,而时至今日,几乎整个红学界都一直认可。

梁戈峰先生在2010年2月份,提出辽阳人丁应元父子曾为幼年康熙伴读的观点,同时也向红学大师周汝昌老先生挑战。可惜周老先生及红学界师友们没有任何反映。周老先生看不到《乡土》杂志,这一点不奇怪。可是冯其庸老先生及红学界诸位师友们倒是能够看到《乡土》杂志的。因为冯老先生是辽阳市乡土文化研究会的顾问,《乡土》杂志的刊名“乡土”二字就是冯老先生题写的,所以《乡土》杂志每期都邮寄给他。冯老先生没有反映,也许是年高体弱,对此无力分心。而其他红学师友也没有反映,确是一件怪事了!

而后,梁戈峰先生又以丁应元是康熙帝启蒙“老师”为立意,继续研究丁应元、丁皂保父子为幼年康熙伴读的事迹。2011年初,梁戈峰先生的新作完成,一万多字,注释数十条,文题为《康熙帝的启蒙师保──辽阳人丁应元》。
2013年7月18日,《千山晚报》用整版面进行报道。主标题是《康熙启蒙“老师”是咱辽阳人》,副标题为:“辽阳历史研究爱好者梁戈峰历时三年探究,首次对外提出该观点。”报道中说:“2009年,梁戈峰在撰写《期頣之年的总管内务府大臣丁皂保》一文时,获得丁皂保之父丁应元在康熙帝幼年时伴读的史料。”“顺治帝亲自为玄烨挑选伴读,并选中了丁应元。不仅如此,顺治帝让丁应元将五岁的儿子丁皂保也带到书房,父子俩共同陪伴玄烨读书。”

梁戈峰先生认为,清朝皇子读书所谓的“老师”,当时称作“师傅”,但康熙幼年启蒙为什么没有“师傅”,只有伴读梁戈峰先生在文章中已经作了解答:“雍正中,初建尚书房”,“皇子的读书制度是在雍正朝时才建立起来的,教皇子读书的正式师傅,也是从雍正朝开始的,所以,康熙帝五岁读书时,没有尚书房,也不可能有正式的师傅。”

关于“伴读”的含义,梁戈峰先生认为只是陪伴读书而已,清初皇子教育不完备时的一种形式。笔者非常赞同梁戈峰先生的观点,该简单就简单,不要什么事都弄得太复杂了。《红楼梦》书中就有“伴读”说法,说的就是小孩子读书的伴儿。在《红楼梦》第2回、第8回都有提到。

梁戈峰先生认为,对丁应元父子为幼年康熙伴读而言,有两层意思。第一,作为举人出身内务府官员丁应元来说,“伴读”就是文化启蒙教育,所以梁戈峰先生在文章中说丁应元是幼年康熙的启蒙师保。第二,作为与康熙同龄的内务府子弟丁皂保来说,“伴读”也就是作读书伙伴。他要陪幼年康熙玩耍,甚至吃饭、睡觉。这些,梁戈峰先生在文章中都说得很清楚了。

有人认为明珠、伊桑阿、玛尔汉和丁应元一起为幼年康熙作伴读。这是根据丁皂保在一通碑文中记载康熙皇帝说的一句话:“昔年尔父同书事者,今惟存明珠、伊桑阿、玛尔汉三人而已。”对此,梁戈峰先生并不认同。他认为:康熙这句话很清楚,并没有说伴读的事。另外明珠为銮仪卫侍卫──“仪仗兵”出身,并非科班,怎么能为幼年康熙伴读呢?

梁戈峰先生还特别指出:康熙幼年的启蒙教育,是在其出天花期间。清宫规矩,皇子出天花必须出宫别住。幼年康熙出天花,也是如此。当年紫金城西的一个宅院里,既西护城河畔、内务府慎刑司路东,后来改为福佑寺。今为故宫西面北长街,有一个标有“福佑寺”的红墙琉璃瓦的院子。但是大门常年上锁,也是一个保密地方。照顾小皇子是内务府包衣的应尽职责,为正出天花的幼年康熙伴读,即是内务府包衣又要科班出身,在内廷做过文员的丁应元则是最佳人选。正好丁应元还有一个儿子──小包衣丁皂保,他与康熙同岁,父子二人一起为幼年康熙伴读。当然不用担心他们会被传染,还会让他们父子因皇恩浩荡而感激涕零。大清王朝种族等级森严,包衣之制尤甚。在此危难时期,包衣上前“天经地义”,何须让尊贵的上三旗满人官员冒此风险?

梁戈峰先生的研究,史料详实而证据充分,既合情又合理,有人物、有地点、有时间,更让人有亲临其境之感。笔者在红学研究中,素有“挑刺”著称,这次确实是心服口服,理应给一个大大的点赞。

自从梁戈峰先生2009年撰文《期頣之年总管内务大臣丁皂保──清内务府辽阳人之二》,2010年4月梁戈峰先生在个人网站《辽阳文史网》上发表,2010年6月在《乡土》杂志第24期上发表;梁戈峰先生于2011年又撰文《康熙帝的启蒙师保──辽阳人丁应元》,2013年《千山晚报》记者专访并长篇报道;2017年3月第51期《乡土》杂志发表。

 

 

就此看来,梁戈峰先生提出丁应元父子为幼年康熙伴读的观点,确实是第一个提出来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早在2013年《千山晚报》报道中就明确指出:“梁戈峰此次提出康熙皇帝的启蒙师保是辽阳人丁应元,在我国清史研究中还是首次。”

 

 

 

 

 

      三、发现辽阳清代最高官、“国丈”高斌

 

        戏言似贾家,可谓红学又一说

 

       辽阳与红学有割舍不断的历史渊源,这话真是不假。除了总管内务府大臣丁皂保和其父丁应元外,梁戈峰先生在研究中还发现一个更为显贵的传奇人物。清代辽阳官品最高、乾隆皇帝的岳父、文渊阁大学士高斌。

以往只知道清代辽阳人入相者唯蒋攸铦一人,岂不知还有乾隆朝文渊阁大学士高斌。高斌之女为当朝皇贵妃,初入宫为皇四子弘历侍女,弘历封亲王时亦被封为副福晋(侧妃),乾隆二年晋封为贵妃,以后又晋封为皇贵妃。高斌历任江南河道总督、直隶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死后谥号“文定”,入祀贤良祠。高斌与其侄、侄孙三代为相,在《清史稿》中七人有传。不仅蒋攸铦无法比肩,就是辽阳所有清代人物也无出其右,亦堪称绝无仅有。况且高斌还是出身于内务府世家亦曾担任过总管内务府大臣;乾隆外戚,全家抬旗,这就更增加了许多神秘色彩。梁戈峰先生遂广採撷,多方求证,经过数年研究,完成一万多字的研究文章。文章中似与红学有关的有以下几段文字:
其一:“由于父亲的早逝,家庭清贫的高斌失去了就傅读书的机会,少年即‘入侍内廷’。清初,内廷有些部门的侍卫归内务府管辖,由内务府(包衣)子弟选拔充任。虽然只是养鹰、养狗和护军之类的低级侍卫,这也是内务府(包衣)子弟的一种特殊就业待遇。人们熟知的曹雪芹祖父曹寅,其少年时,也是按这样的惯例成为侍卫的,也把守过宫门、养过狗。”

其二:高斌之女被选入宫,成为皇四子弘历贴身侍女。“按清朝宫中的规矩,高斌之女已经成为弘历的女人,即弘历屋里的格格——潜邸格格当时她虽然没有什么名分,但地位待遇是普宫女无法从某种意义上讲,《红楼梦》中贾宝玉贴身丫鬟花袭人可相似。高氏格格美丽、聪明,贤惠,是弘历的初恋情人,也是他最钟爱的女人之一”。“高氏,本是皇家奴仆,由宫女变成乾隆潜邸的侧福晋,乾隆元年晋封为唯一的贵妃,乾隆十年又封为慧贤皇贵妃,这本身就有传奇色彩。乾隆皇帝和慧贤贵妃也是真心相爱,情投意合,从少年情侣到天子伉俪,20年的爱情故事非常人。不仅是中国版的《灰姑娘》的故事,甚至可以称为又一出《长生殿》。《辽阳日报》总编辑,李大葆同志以《乾隆皇帝的慧贤皇贵妃──辽阳秀女又一人》为题,于2010年4月20日在《辽阳日报》刊载,详细介绍这个真实的爱情故事。近几年,乾隆皇帝和慧贤皇贵妃的爱情故事,在互联网上引起极大的关注,甚至还有穿越小说电子书刊载……”

其三,1726年(雍正四年)内务府郎中高斌,被委以管理苏州织造兼浒墅关税务,曹雪芹之父曹頫正在江宁织造任上。江南三织造,形同一体,然而高斌是春风得意,曹頫却屡遭雍正皇帝训斥。高斌上任第二年,就发生了曹頫进京路上勒索驿站一案。曹頫为什么进京?这与高斌有关,更与雍正皇帝有关。梁戈峰先生在文章中揭示了曹頫进京的真实原因,并指出:“曹頫诚惶诚恐,急速进京,不料此行,竟踏上一条不归之路。曹頫进京后,很快被内务府慎刑司逮捕送刑部大狱,接着就是革职抄家,起因是曹頫进京勒索驿站。红学家们对这一事件十分关注,联系雍正皇帝令曹頫进京一事,进而得出雍正皇帝早有预谋加害于曹家的政治一说。当然还有其它说法,不管如何评论,总之‘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内务府江宁织造曹家,真的是到了曹寅生前所忧虑的‘树倒猢狲散’的地步。”

其四,梁戈峰先生在文章最后还不忘调侃一下:“历经数年研究,亦曾产生过奇妙的想法:红学研究中,各种派别纷争不息,也出过很多离奇的说法。考证高斌家事,不仅与曹寅有关,与《红楼梦》贾家也相似,特别是高家出个皇贵妃,更是其它所无法相比。如若有人以此为据,再考《红楼梦》;或以此为素材,编出大型古装剧。愿有偿转让,保不准还能发一笔小财?”

笔者详细了解梁戈峰先生文章内容,对高斌及家事的传奇事迹已是感叹不已。再仔细品味一下梁戈峰先生的戏言,突然感悟到:这何止是戏言?还真值得我等学人认真去思考、研究……
 
 

 

四、系统研究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

 

        探索相关的秘密,揭示其丰富的内涵

 

 

 

        红学界都知道辽阳有曹雪芹高祖曹振彦题名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但对它的更多情况,则知之甚少。当红学界为碑上一字之差而争论不休之时,梁戈峰先生却放眼清前史研究的广阔领域,探索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相关历史之谜,广泛深入地研究《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梁戈峰先生历经数年考证研究,先后撰写了《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历史探求》,和《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历史评述》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各有侧重,《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历史探求》是揭示《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外在有关的人和事。梁戈峰先生对志书上的有关错误进行辨正,对安葬在大金喇嘛法师塔碑旁的两个重要历史人物进行挖掘整理。

这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主、斡禄打儿罕嚢素的师弟白喇嘛,另一个是明朝太仆寺少卿张春。由于年代久远历史湮没,这两个人的事迹至今鲜为人知。

1621年春,努尔哈赤攻占辽阳,遂为都城。努尔哈赤邀请西藏大喇嘛斡禄打儿罕嚢素来辽阳传教。仅几个月时间,大喇嘛因病圆寂,其师弟白喇嘛继承其衣钵。后来皇太极委任白喇嘛为特使,与明将袁崇焕谈判,成为皇太极信得过的喇嘛。1630年春,经白喇嘛奏请,皇太极恩准,在辽阳城南为大喇嘛法师斡打儿罕嚢素建墓园——喇嘛园,并立碑永志。1637年,白喇嘛圆寂,塔葬辽阳城南喇嘛园,永远陪伴其师兄──大金喇嘛法师斡禄打儿罕嚢素,长眠于辽阳。

张春,是一个名垂青史,可歌可泣的伟大人物。1631年,明军战败,张春被俘。皇太极爱才,遂将其软禁在沈阳汗宫三官庙。而负责陪伴、监督张春之人,正是白喇嘛。白喇嘛陪伴张春六年,却结成生死之交。张春被软禁十年,汉族发式和明朝服饰不变,日日面西而坐,还坚持每日书写“大明太仆寺少卿张春不敢忘君父,天地神明鉴之”的字幅。10年间,张春始终盼望明朝与后金谈判成功,并尽一已之力。1640年皇太极打响了松锦大战,张春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他绝食4天,带着“忠贞不渝”的崇高信念和终身遗憾,离开人间,终年76岁。

张春死后,人们在他的衣领中发现他的绝命诗《不二歌》。皇太极对张春的死很是感慨,按照张春的遗愿:“移我居辽阳,得近中国,则死无恨矣。”在辽阳喇嘛园,以礼厚葬。
  
笔者作为辽阳人,因研究红学而熟悉《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若不是看了梁戈峰先生的文章,还不知道我们辽阳喇嘛园——《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旁,安葬这样一位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英雄人物。真是感人深,充满了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正能量。
梁戈峰先生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另一个姊妹篇文章《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历史评述》,则是从清史研究的宏观角度,揭示、解读“大清敕建第一碑”——《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自身蕴藏的特质,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以及其所具有的广泛性、多学科的研究价值。诸如在清初碑刻研究方面、清前史研究方面、后金军事研究方面、清初辽阳历史人物研究方面、宗教研究方面、满族文字研究方面、红学研究方面和孔有德等补刻题名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清前史研究中心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以《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相关研究》为题在2010年第九辑特约发表这篇文章。2012年7月,笔者在梁戈峰先生个人网页《辽阳文史网》上看到的这篇文章:宏观大气,内容深邃,从内容观点到文字语言,都让人赞叹不已。笔者情不自禁敲起键盘,在网评栏写到:“这是目前对这个碑研究最为深刻、最为全面的一个人,表现此文作者(梁戈峰先生在文史哲方面地深博功底,文章的观点很有开拓性,是研究辽阳地方史乃至东北史一篇难得的好文章。”不仅笔者有这种看法,就是远在祖国宝島台湾的著名红学家、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一农教授,对梁戈峰先生的研究都非常关注。他主动与梁戈峰先生联系,多次向他请教相关问题,并在自己的长篇红学新作中引用梁戈峰先生的文章为注释。
 
梁戈峰先生是辽阳市乡土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参与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和《乡土》杂志的编辑工作。笔者也是该学会一名老会员,在研究红学和参加红学刊物审校之余,为《乡土》杂志也撰写许多稿件。平时与梁戈峰先生接触不多,但对他的辽阳清史研究却非常关注。长期以来,总感到他的清史研究和红学研究很有关联,甚至有些内容和观点在红学研究中也是正当时。尽管梁戈峰先生一再申明不懂红学,笔者对他还是由衷的钦佩。因为他在辽阳清史研究中,的的确确为红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此,笔者将梁戈峰的有关研究草拟成文,並再三恳请其同意,将此文章公开发表。以期对红学研究学人,有所启迪。这也是我——坚持多年研究红学老者的心愿。
 
                                  李生占于 2017年7月17日完稿
 
  本站注 :李生占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辽阳市红楼梦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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