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内外的“元茂屯”-史海钩沉-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暴风骤雨》内外的“元茂屯”

于 2008/8/22 9:18:02 发表  史海钩沉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凤凰网2008年08月20日 16:39:
      小说《暴风骤雨》和那部同名老电影家喻户晓;但发生在小说原型地的真实故事却鲜为人知。

   “我老孙头上书了,这下可成了知名人物了,以后大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老拿我当开心果……”

      1948年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听人念完小说《暴风骤雨》后,元宝屯的孙永富捋着胡子拿自己开涮,笑得高淑芬腰都弯成了90度。

      孙永富和高淑芬都是小说中的人物,孙永富是车把式老孙头的原型,高淑芬是白大嫂的原型。他们所在的元宝屯在小说中叫元茂屯。

      小说是延安来的作家,曾在屯里指导村民搞土地改革运动的区委周立波写的。村民们这时才弄明白,“土改”时整天手不离笔、兜不离本,到处找人刨根问底的周区委,原来一直在为写书做准备。

      周立波只在小说原型地——松江省珠河县元宝屯(今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待了半年,但这部描写农民斗倒地主老财、翻身做主人的作品,却因入选中学课文和被拍成电影而家喻户晓,并成为熏陶了一代人的红色记忆。

 

 

 

镜头内外

      与小说、电影里描写的一样,武装工作队是被老孙头用一辆快散架的马车拉到元宝屯的。那是1946年7月,“萧队长”萧文达到后,仅用了两个月就建立了农会。

      工作队下乡,一个不为老孙头们所知的背景是:1945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决定把抗日战争以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但即便是在解放区,这个政策施行起来也困难重重。尚志市党史办研究员颜锡纯说,即便分到土地,农民也不敢要。原因很简单,用经历过“土改”的老人高凤桐的话说,“万一共产党走了,拿了地主的东西,也够呛。”

      时年38岁的周立波来到元宝屯时,武装工作队已经撤走,取而代之的是新成立的元宝区委。从延安来的周立波在成为“周区委”之前,曾在其他地方参与“土改”,这也成为元宝屯“土改”的经验。

      小说中“郭全海”的原型是村民郭长兴。他记得,周立波与他的接触是以一声“小鬼”开始的——这个称呼曾引得他老大不高兴,直到明白这个“小鬼”表示昵称,不是“阎王小鬼”,才逐渐习惯。

      日后以“进步青年农民”形象出现在小说和电影里的郭长兴,确实与村里的地主“韩老六”韩向阳有阶级仇恨:他们全家8口人租种了韩家的地,“受尽剥削”;在父亲被抓劳工,全家人或病死、或失散之际,好不容易从伤寒病挺过来的他又被韩老六收回土地,因为“地不能租给绝后户”,这让绝望的他差点选择一死了之。

     贫穷,似乎是一个代代相传、无法打破的宿命。这个特点被周立波集中在“赵玉林”身上,他的原型是村里的赵大个子。赵是名副其实的“赵光腚”,曾经历过“土改”的老人刘永青回忆起赵时曾说,“老棉裤都坏了,大伙都给他闹笑,见了他就给他一扒,都露出零碎来了。”

      在村里放映电影《暴风骤雨》时,一个老太太曾拿着拐棍要打银幕上的“韩老六”。现实中的“韩老六”就是电影里的样子。郭长兴回忆说,“他走道老是戴个帽,大高挑,穿个长布衫,走道板板整整的,拄着棍。”

      农民租种韩家一垧地,除了要交高额的租子,每亩旱田还要交60斤谷草,做5天无偿劳役;逢年过节或韩家有红白喜事,还必须随份子出杂役。扛长活的雇农,命运就像赵玉林在电影里说的那样,“披星星戴月亮,一个人使出两个人的劲,大年三十晚上一算账,倒欠他韩老六一百元。”

      与人们想象中不同的是,现实中,被划为“恶霸地主”的韩向阳本人其实并不那么富裕。尚志市文联主席隋祯说,韩老六实际上是经营地主,自己没有地,像中间人一样替人收租,“也没有啥,这一点跟书上写的不一样。”83岁的“土改”老人吕克胜回忆韩老六时谈道,韩其实“就那么三间小房,搁现在还不如咱自家盖的小仓房”。

农民的觉悟是这样提高的

      元宝屯人阶级意识的萌发,是从周立波同他们的“唠嗑”中开始的。周立波喜欢去村民经常聚集的人家唠嗑,盘腿坐在炕上,跟村民们说笑话、教他们唱红色歌曲。从周立波那里,元宝屯人听到了他们闻所未闻的故事:毛主席、朱总司令、“三五九旅”、白毛女、吴满有……自此,他们开始明白,自己世世代代的贫穷命运,不是因为“八字”不好。

     “道理光唠不行,后来就开了个训练班,专门讲地主怎么剥削人。”郭长兴回忆说。湖南人周立波,操着东北口音给元宝屯人算账,算算一年下来哪些血汗被地主白白拿去了。

      训练班到了后期,周立波试着引导元宝屯的穷人诉苦,“不要不好意思说,你当着大家面谈你过去受的苦,只能得到大家的同情。”苦大仇深的周凤鸣在他的帮助下,在诉苦会上谈到自己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无路可走的经历,忍不住放声大哭,引起会场的一片哭声。

      有了阶级觉悟的元宝屯人开始站出来,与地主做斗争。“贫下中农开会,一个一个提,举出谁不好,就写上牌子拉出去斗,”李淑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83岁的李淑琴时任元宝屯的妇女主任。“群众意见”很大程度上成为审判的依据,“没有血债,没做坏事的不毙,群众说意见,够条件的才毙,得有事实。”

      电影《暴风骤雨》用艺术化的方式呈现了这个场景:台上诉苦者的血泪控诉与台下手执红缨枪的村民形象来回切换。在对苦难的叙述中,受压迫感和愤怒情绪不断释放、膨胀,把对清算地主的会场引向高潮。

      现实中的韩老六在被斗过一次之后,就逃跑到哈尔滨了。村民们说,《暴风骤雨》里斗韩老六是综合了斗陈福廷的场景。电影里老田头控诉韩老六企图强暴他女儿的情节,很可能也是取材于陈福廷。

      时年22岁的陈福廷是伪协和会青年团团长,效忠日本人。他最大的罪恶是缺德,谁家的姑娘、媳妇,“叫他看上准没好,一定要千方百计给祸害了,”郭长兴回忆说,“女的不是喝药就是上吊。有的姑娘被抢去,他玩够了就卖到妓院。”

      开始斗争陈福廷时并不顺利。首先上台控诉的农民,只说了些不痛不痒的罪名,陈福廷在台上扬着脖子,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陈的手下甚至假意批斗,两人在台上唱起双簧。台下鸦雀无声。

      郭长兴再也忍不住,跳上台子,指着陈的鼻子大声控诉他背负的7条人命。周立波满脸怒气地走上台,说,“现在是人民的天下,共产党给大家做主,大家不要怕。对这样的坏蛋,我们绝不能手软。”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台下的人群开始振奋起来。在热烈的掌声鼓励下,受害者家属一个接一个上台控诉,有的老人边说边哭,开始厮打陈福廷,甚至有人哭背过气去。农会主席走上台大声问道,对于这样血债累累的汉奸,大家说怎么办?台下炸雷般地响起,枪毙!

斗地主

      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地主都像韩老六和陈福廷一样恶贯满盈,很多中小地主其实自己也参与劳动。经历过“土改”的老人高凤桐曾回忆起他印象中元宝屯的普通地主,说,都是些精打细算的穷人,“像李兴广、贾明其、刘罗锅子,家里还养活大车,还有马,一大家子人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过年一口猪都不杀,就攒几个钱买点地,毕竟租人家的地挺困难的。”

      “根据1933年政务院的文件,剥削量超过25%算富农,超过30%算地主,但老百姓不会算啊,把富农和中农算成地主了,”颜锡纯说。李淑琴曾参与元宝屯划成分的过程,她和工作组“坐在炕上一宿一宿定成分,雇过人的就叫剥削人了”。

     “地主都那么坏,也是不可能的事。周立波搞创作那是典型化处理,把地主的坏集中到一个形象上了。”颜锡纯说。但被点燃的阶级斗争已成熊熊之势,在敌我矛盾的阶级划分中,“地主”已经成为压迫的代名词。颜锡纯曾在老家吉林榆林县见过,将地主“吊起来打,用皮带抽,时间长了,肉都离骨了,共产党不让打人,但当时情绪一起来,也不能泼冷水啊”,“《暴风骤雨》在这方面没咋写。”

     “元宝屯的南村和北村开始互相撵,比谁毙得多,不然就是工作没上去。后来两个村合并了才算完。”李淑琴说。正东门外,现在木材厂那个院,就是当年枪决地主的地方,她的丈夫承担了写“亡魂牌”的任务。

      在这场亲自领导的斗争中,周立波自己差点被斗争掀起的反弹力所吞噬。李淑琴回忆说,当时屯里有个开小铺的孙良,群众开会讨论要不要斗他。周立波认为,“奸商利图,不种地,我看也可以斗。”

      周立波的话引起了孙良的妻舅、民兵团的张永才的恐慌。救姐夫心切的他将手中的枪指向了周立波。一个叫于友的民兵一把抱住枪,结果枪走火,把这个民兵打死了。站在旁边的李淑琴吓得“猫”到了周立波身后,“如果不是于友护着,那一枪就该打着周立波了。”

      根据相关资料,“土改”期间,尚志县被斗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8.5%。这个代价换来的“土改”果实是:在斗倒地主后,全县27400名缺地和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

历史的轮回

      政策的纬线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变动。在大办人民公社期间,1958年10月底,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完成了向高级合作社的过渡,土地又成为国家所有。在这股潮流中,元宝镇当然也不例外。

     26年后的1984年,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发端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元宝镇实行。土地被再次分配到农民手中。从那时起至今,有些当年地主富农的后代,或租或买,又渐渐将村民的土地归拢,形成产粮大户。

      韩老六的女儿,成为改革浪潮中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镇里开发元宝山,还是她给投的钱。

      从儿童团长一直干到农会主任的郭长兴,进城当了干部,退休后自己创业开了一家五金器材店。作为经典红色人物的原型,少不了接受媒体的采访,一遍又一遍地反刍自己的人生经历,对此,他已经很习惯。

      经历过“土改”的老人们正在相继谢世。即便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对于“土改”往事也多半语焉不详。为纪念周立波而盖的纪念馆,每年都能吸引不少游客。玻璃橱窗里,只有当年农民在斗倒地主“韩老六”后分得的、皮帽、升和斗,见证着那段暴风骤雨的日子。(中国新闻网  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张鹭 发自黑龙江省尚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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