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编订最通行的“国史”标准本-史海钩沉-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二十年编订最通行的“国史”标准本

于 2013/9/9 19:27:17 发表  史海钩沉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中新网 2013年08月16日 10:07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中国人有“重视历史”的传统

  早在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首次提出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的建议。1957年4月25日,《政协会刊》第2期中刊登了郑振铎的文章《整理古书的提议》,指出“这是千秋的事业”,要做成“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一个定本。

  令人遗憾的是,一年后郑振铎因飞机失事而殉职。但“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两年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付诸实施。

  历时20年的“二十四史”整理工作,以“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为起点,以“文革”开始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至1966年。

  按照计划,前四史《史记》、《三国志》、《汉书》和《后汉书》都要在国庆十周年之前出书,作为国庆献礼。但由于整理工作过于艰巨,最后按计划出版的只有《史记》。

  “翠微校史”

  归因于“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质量也要发生问题”,由赵守俨提议,经金灿然与齐燕铭商量,中华书局向主持中宣部工作的周扬报告,要求把各史点校者借调到中华书局。

  1963年8月,中宣部发出调令“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

  调令中的借调名单有:“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刘节;吉林大学:罗继祖;南开大学:郑天挺;杭州大学:任铭善。”1963年冬,除了任铭善外,名单中的专家都先后到京,住进了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开始了“翠微校史”的生活。

  据从长春赴京的罗继祖日后回忆,当时的点校组不吃中华书局的食堂,单开小灶;人各一室,每人就在室内工作,上下班的时间也不加规定。据中华书局留存的1964年《二十四史工作汇报》记载,来京学者“在生活方面,挂上了蚊帐,又买了凉席”。当时,从来自南方的专家获得增加的大米供应,到解决大家的医疗问题,乃至添置单人沙发,无不照应周全。这些人到京后不久便是国庆节,每人均获一张观礼券,那是罗继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这段时间的点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晋书》完成了点校并部分发稿,《周书》、《南齐书》、《陈书》付型,《北齐书》、《梁书》的点校也基本结束,其他各史都做了程度不等的工作,为以后的继续点校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度停顿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

  1965年,点校《唐书》的中山大学教授刘节“拂袖而去”,离开了点校组。在中华书局批判他的会议上,刘节发言说:“我是学孔子的,我从孔子得到了好处,我不能忘恩负义。孔子的学说我用得上。开会总要发言,发言就要讲真话。我写了《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结果就开大会批判我,在大会上我没有认错。很多人劝我退休,我相信党,所以我不怕。”

  据罗继祖日后回忆,1966年5月,“当时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文出,大家已预料一场浩劫将不免。”作为历史学家,刘节不可能对那场浩劫没有预感,但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仍在学术研究上发表《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统治者的美化》,反对姚文元。刘节因此成为中大“文革”中第一批挨批斗、被迫害的教授。

  当外地学者开启“翠微校史”之时,原在北京的各位先生仍然各自在家点校,以碰头会的方式商量问题。但有一位先生例外,负责点校《金史》的辽金史专家傅乐焕,曾于后期住到中华书局的招待所。不多久,傅乐焕亦被所在单位勒令回校检查。据曾与其联床而居的罗继祖回忆,“他是傅斯年的侄子,读书时就住在他的家里,生活和学业上都得到傅斯年的不少帮助。而在上世纪60年代,受‘血统论’影响所及,傅斯年就是反革命的代称,加之傅乐焕还与胡适有不少关系,这在当时是被看作重大的社会关系。所以运动刚一开始,学校就把他作为重点,要求他停止中华书局的工作,回校检查并接受群众批判。”

  傅乐焕生性内向,平素不苟言笑,昔日同窗曾有一说法:“乐焕不乐(平日一脸严肃),恭三不恭(邓广铭,字恭三,平时颇有些恃才傲物),政烺不政(说张政烺书生气十足,根本不懂政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傅先生更是惶惶不可终日。1966年5月,傅乐焕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跳湖自杀。

  据罗继祖回忆,继刘节被逐、傅乐焕投陶然亭湖水自尽后,山东也来信要求王仲荦和卢振华、张维华回校参加运动。点校工作实际上已难以为继,只好宣告暂停,各自回校。

  艰难的恢复

  1967年,正“当红”的戚本禹下令继续点校工作,且可以使用“旧人”,使得停顿了一年的点校工作得以恢复。“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即使在大热天里来回跑跑,也在所不辞,不以为苦”,赵守俨曾撰文章回忆。

  当时因为运动,很多“旧人”已不能来,“工农兵”参与了领导工作。有人提出,在标点上也应当体现出“阶级观点”,如认为“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这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遗憾的是,此度恢复,只维持了一年多,随着戚本禹垮台,业务摊子自然解体。中华书局称,“这段时间基本上是按照原来办法工作,新的点校原则始终未确定,进展不大。”

  直至1971年2月才有转机——针对甚嚣尘上的“文化专制主义”,周恩来向出版界提出恢复出书的要求,并针对当年对书稿的审查、修改特别指出:《资治通鉴》还用审查吗?“二十四史”还要修改吗?

  “总理: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目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材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这是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夕,有关部门在请示并获得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写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当日即批复:“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

  4月7日,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及国务院出版口、中华书局领导并学部留守组军代表等,前往东城区干面胡同,到年事已高的顾颉刚家中传达批示。尽管身衰体弱,顾颉刚在接到批示后,还是用了一个多星期,写出了一份《整理国史计划书》,系统地谈了自己的设想。一纸批示,顾颉刚书库里的封条被揭掉了,薪水复原了,医疗关系转至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插队子女也被调回身边。

  1971年6月,启功被单位军代表办公室的人告知,说“二十四师”要调他去。启功听了一头雾水:“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启功很高兴地前往中华书局报到。

  王钟翰先生当年被借调到中华书局时,被告知“一借就是三年”,不想他一待十年,1980年秋才调离书局。

  最通行的“国史”标准本

  1977年11月,“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最后完成的《宋史》(实际出书时间为1978年)出版,前后经历整整20年的“二十四史”点校终于完成。

  “二十四史”点校出版工作历时20年,每个阶段参与点校的人有所不同,而且有些院校是集体参与,算上弟子门生,包括中华书局的员工,全部参与该项工作的人数约为三百多人。但在最初的版本上,甚至没有印上点校者的姓名。

  此前,历史上刊印全套“二十四史”并较为通行的主要有三种版本: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本、清朝末年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五书局刻印的“局本”,以及近代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问世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几乎全被替代,成为海内外学界公认最权威、最好的现代通行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成为后来者做历史研究时最倚重的本子。采写/本报记者 朱玲

  注:本文参考了《二十四史工作汇报》等中华书局馆藏档案,感谢中华书局何明昕女士对本专题的支持。

  点校本《史记》修订了什么?

  以赵生群先生为主的修订组成员都是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系的教师,长期从事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相关研究。从2005年最初的调研阶段开始,修订组为之连续不断地工作了近八年。

  《史记》修订本的主要成就包括:

  1.广校诸本。修订组全面而系统校勘了北宋至清有代表性的多种《史记》刻本,以及十余种日本钞本、敦煌写本。选用善本之精,校勘规模之全,超过此前各家。

  2.新撰校勘记三千三百余条。

  3.订补疏误,后出转精。充分利用清代至今前贤时彦及日本、海外学者的校勘、研究成果,适度参考出土文献,择善而从。

  4.尊重底本、优化完善。

  5.多领域专家协作。点校本《史记》修订同时邀请天文、历法、礼制、中西交流等专门领域研究名家参与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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