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书生”:怀念周一良师-史海钩沉-辽阳文史网 - 梁戈峰

 “毕竟是书生”:怀念周一良师

于 2015/10/28 7:11:54 发表  史海钩沉  浏览( )  评论( )  收藏这篇文章
新浪网2015年10月23日14:56 社科文献 :
 

历史学者周一良历史学者周一良

  作者:胡宝国  

      得知周一良师逝世的消息,我并不感到很突然。因为他已年近九十,且体弱多病,“这一天”在哪一天到来的可能性都有。

  周先生自己也早有思想准备。他原本身体很好,可80岁以后,却是每况愈下,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在很多场合他都喜欢引用明人笔记里的一段话。我记得那段话大意是说有四种情形长不了:一是春寒,二是秋热,三是老健,四是君宠。在怀念吴于廑先生的文章结尾处,他写道:“最近三年,我连续失去了三位论交五六十年的挚友——哈佛的杨联升、复旦的谭其骧、武汉的吴于廑。因业务相近,三人与我关系密切,而噩耗传来,并未起昭告与他们三人从此人天永隔的震撼作用,却像是预报将与他们殊途而同归。”他就是这样,虽然热爱生活,但又总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死亡。三个星期前,也就是中秋节时,我的师姐去看望他,他说:“天堂已近,苏杭未去”,还惦记着去苏杭游览。可惜这个愿望永远无法实现了。那天,我因有事没有同去。师姐回来嘱咐我,老人喜欢吃点心,去的时候别忘了带些新鲜的点心。本想近期带着点心去看他,可惜我这个愿望也永远无法实现了。生活就是这样,总会有遗憾,人人都是如此。

  我最早知道周先生的名字是在9岁那年。“文革”开始,红卫兵抄家走后,我帮着父亲整理散落在地上的书籍,其中有一本就是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扉页上写着:“如雷同志批判”,下面署名:“一良”。对此我大惑不解,既然称同志,那就是自己人,可自己人为何又要批判呢?受那个年代影响,在我幼小的脑子里,以为只有对敌人才会用“批判”这个词。父亲无心解释,只是摸着我的头说:“长大了就知道了。”是的,长大了就知道了。但无论是父亲还是我,都不可能料到,多少年以后这本书竟然成了我的必读书,而我也竟然成了周先生的学生。

  父亲也是周先生的学生,1952年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很快,因院系调整,周先生也离开清华,到了北大。整整30年后,1982年我又当上了周先生的研究生。在这漫长的30年里,周先生经历了种种坎坷。基本上可以说,父亲毕业后,周先生就被迫改行研究上了世界史,而我当上研究生的时候,正是他刚刚归队、重操旧业不久。由于这个背景,父亲生前总是和我开玩笑说:“我是你的大师兄。” 人生真是不可捉摸。30年多少坎坷路,父与子竟成师兄弟。

  见周先生之前,父亲向我介绍了他的情况。父亲说,周先生虽是大家,但没架子,很随和,很好接触。此外,周先生做学问很谨慎,没把握的话是不会说的。我没有料到的是,父亲最后说:“周先生长得很漂亮,绝不在孙道临之下。”这三条都说对了。但是我要补充的是,先生固然随和,但随和之中实际上还是透着一种不可言说的威严。我几乎敢和所有的老师开玩笑,但唯独和他不太敢。

  周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写的作业,不仅内容上他要严格把关,就是文字上他也绝不含糊。记得当时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正在《文史》陆续刊出。为了行文的方便,他使用了浅近的文言。我也学着在作业中写文言。这一次周先生不客气了。他在我的作业上批道:“不要乱用之乎者也,这很可笑。”后来见面,他又跟我说:“你们还是写白话文为好,现在60多岁的人已经写不了文言文了。”当时,他70多岁。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写过文言文。

  刚毕业那几年,我懒散,几乎没有写出什么有分量的文章。周先生很失望。他对田余庆先生说:“他可不如他父亲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这评价给我以极大的震撼。从那以后,我才开始逐渐用功读书。到他80岁生日论文集出版时,先生对我终于有了较为满意的评价。书中收了我的一篇短文,题目是《〈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先生阅后给父亲写信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去年,我又给他看两篇新作。一篇是《〈三国志〉裴注研究》,一篇是《杂传与人物品评》。他在给我和师姐的来信中说:“宝国两篇视野广阔,考证细密,发前人(包括我这老师在内)所未发之覆,读来很过瘾,有寅老风范,既出蓝,又跨灶矣。宝国勉之哉!”当时读到这封信十分高兴。而今天,当周先生早晨刚刚离去后再读此信,我只是感到欣慰。最终,我没有让他失望;最终,他是以一种满意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今后的岁月里,老人这温暖的目光势必长久地伴随着我。

  记得一位外国历史学家曾说:“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永无休止的问答交谈。”其实,对于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我们这些后来者与前辈之间的问答交谈也将是永无休止的。在周先生的著作中,我们仍然会时时受到教益。

  写于2001年10月23日周一良先生逝世当日下午

  附:一年以后写的帖子

  周一良先生的生日是1月19日,如果他健在,今年该是90岁了。我的生日是1月20日,过去私下里曾和别人开玩笑说,周先生就比我大一天。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记他生日很容易。后来就更容易了,因为我的父亲正是1月19日去世的。去世当天,我没有通知周先生,因为是他的生日。我选择了第二天,即我的生日那天才打电话通知他。周先生勉励我继承父业,发扬光大。其他还说了些什么,我都记不清了。

  周先生去世一年多了。去世的当天下午,我写了个纪念帖子,后来就没有再写什么。一年多了,网上网下,议论纷纷。怎样说似乎都不合适,怎样说都可能引起激烈的冲突。这是我不愿意发言的一个根本原因。不过今天我似乎又有几句话想说。

  一些人对周先生极不宽容,我想其中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可能是出自对那个时代的极端愤怒;也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对周先生其人其事还缺乏了解;也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天性刻薄,向来不能与人为善。

  人们责备周先生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古今中外见得多了,怎么会认不清楚形势?认不清楚好坏?所以,他所有的解释都是虚假的。他是明知故犯。

 

  历史学家具有超过一般人的洞察力。这样的观点给了历史学家过多的荣誉,也给了历史学家过多的负担。其实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不是历史学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历史研究者。就我的经验来看,往往不是“历史”使得我们更能认清“现在”,倒是“现在”常常使得我们更易于理解“历史”。正是因为“现在”左右着历史研究者,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历史研究者才能不断地站在“现在”的位置上提出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周先生也是如此,“文革”结束后,他见到我父亲就说,“经历了文化革命,对魏晋南北朝史上的很多事情容易理解了”。我想,这“很多事情”应该是指政治史上的事情。他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有一较长条目:“曹氏司马氏之斗争”。每次看到这条,我总感到其中蕴涵着由他的亲身经历而生出的许多感慨。其实不仅周先生是如此,就连田余庆先生恐怕也是如此。看田先生30多岁写的文章,就能感受到这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年轻学者。但如果不经历“文化大革命”,不亲眼见一见政治的复杂、残酷,他也未见得就能把东晋政治史写得那样出神入化。

  总之,历史学家并不因为研究历史就一定具备特别的洞察力。当现实而不是魏晋南北朝史给了他教育,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幼稚,所以才写下了那句掺着血泪的话:“毕竟是书生”。书生,这正是幼稚的另一种说法。书生,不懂得人家的政治。多少人都没有看懂这句话,以为他在粉饰自己,以为他在推卸责任。

  来源:本文出自《虚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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